2018年12月20日，第20期RICE-CCES公共政策讲座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714会议室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ICE）和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联合举办。目前正在清华大学访问的郑京海教授做了题为“北京共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教授主持，陈钊教授与复旦大学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王永钦教授共同点评。
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成功地走过了四十个年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其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丰富的现代经济理论意涵，以及全球性的示范效应，引起举世瞩目。郑京海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国在制度选择、目标设定，以及战略决策方面所走过的道路；并且注意到，改革者在强调吸收西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经验的同时，也特别注意从自身特定的国情和文化价值观出发，以促进全社会的福祉为最高准则。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危机不断、债台高筑、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中国不但专心于自身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注意惠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郑京海 教授 清华大学访问教授
郑教授认为，计划经济思想自1928年前苏联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起至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达到了其鼎盛时期，堪称为“莫斯科共识”。而前苏联解体前后，基于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转型国家开始盛行。郑教授通过比较这两种共识在企业所有制、市场结构、定价机制、公司治理，以及政府角色方面的异同，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综合汲取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合理成分，正在形成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被称之为
“北京共识”。
郑教授首先回顾了“北京共识”的提出过程及其与“华盛顿共识”和“莫斯科共识”的关联，似乎是在没有注意到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新古典计划经济思想的传承关系的情况下，美国学者雷默（Ramo）对照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异同，于2004年根据自己与中国学者交流的体会提出了“北京共识”的猜测。而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则在同年指出，在“华盛顿共识”之前其实还有一个“莫斯科共识”。郑教授将“从莫斯科共识，到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这样一个思路称为“雷默-胡鞍钢推论”或者“雷默-胡”推论。郑教授认为“雷默-胡鞍钢”推论可以为澄清 “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有益的政策讨论平台。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许多西方文献错误地把两个“共识”之间解释成非此即彼的关系；而郑教授认为，所谓“华盛顿共识”对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意识形态化诠释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误会，错误地将资本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提并论。
那么，历史误会又是什么呢？当时正值冷战时期，麦肯锡主义在美国盛行，东西方两大阵营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东方阵营采取了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模式，以及公有制企业。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经济模式，并且以私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由于1954年的竞争市场模型中假设企业是私有的，商品价格可以通过市场的所谓 “看不见的手”来决定并且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所以阿罗和德布鲁的研究立即被解释成资本主义制度有效性的“科学”证明。现在回顾这一段历史，这似乎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文献中把资本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相提并论的由来。正是这一历史误会，造成了二十世纪最大的一起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公共知识安全”事故。而这个历史的误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形式被表述为，只有全面私有化的，免于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才是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然而以“华盛顿共识”为主导的“休克疗法”在前苏联的实践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而且也没有使东欧转型经济国家得到实质性的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改革者们实事求是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并将现代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创造了在保证相对稳定的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同时，四十年来没有遭遇过大的金融危机的奇迹。
最后，郑教授进行了总结。通过对上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竞争市场模型正本清源，发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传统政治经济学和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双重理论依据。同时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通过对“雷默-胡鞍钢推论”的考察来确认，以所谓“北京共识”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吸收了“莫斯科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中的合理成分，去除了不合理成分，是一条适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国之路”。因此，“中国奇迹”的发生应该不是偶然的。
王永钦 教授 复旦大学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主任
王永钦教授的评论，提出了对中国发展模式的看法。王教授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经验，从整体改革战略而言，成功在渐进式改革，而非休克疗法；从改革策略来说，则扭曲了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而对于市场不完全的发展初期，“做错价格是对的”。但过去做得对的,在未来却未必仍然对。
陈钊 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陈钊教授指出：无论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效率之争，还是关于所有制的效率之争，借助信息与不完备合约的视角，都是已经有了定论的。“休克疗法”在实践中的失败，恰恰与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改革的互补性有关，因为社会组织、观念、认知等等都不是能够短期建立起来的，这恰恰说明，改革应该是渐进而非激进的。最后，陈教授也指出，对于中国模式或中国之路的讨论，我们更需要先对更多的特征事实达到共识，如国有企业的效率、收入分配现状等等。在场的师生也积极提问并展开讨论，相信本次讲座使大家对于中国发展模式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