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教授指出，尽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制定了降低我国的宏观税负，尤其是为企业减税降费的大政方针，但是我们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税收还在高速增长，这说明减税降费的阿综合国策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在目前的中国宏观经济格局中，要真正减税，就要考虑降低增值税税率、企业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的税率，另外要考虑降低企事业单位为职工所缴纳的“五险一金”的比例。
范子英教授指出，根据财政不可能三角定律，减税、控制债务风险、积极财政三项目标同时都要达成，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国税收增速与占比约40%的增值税的增速密切相关，而增值税与生产环节和PPI密切相关。今年PPI上升得很快，这主要源于上游的生产资料价格涨得很快，而且是由供给推动的。由于增值税抵扣链条不完整，PPI上涨推动了上游增值税增长，而下游没有相应抵扣，导致整个税收增长过快。此外，对真减税还是假减税应有清醒认识，而当下阶段到底应该是大减税还是大改革，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张军教授指出，企业税负必须降下来已形成共识，在谈减税的时候需要理性看待税收刚性增长的原因。如果是上游供给减少PPI上升驱动税收的过快增长，那税收的增长不能都算到下游制造业企业的头上。而企业共同面临的非税收入中的社保费缴纳，其实还有下调的空间，社保费的来源可以更加多样化，国有资产的收益上缴比例还可以提高。当前企业家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是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在当下，特别需要国家拿出几个实实在在的例子来鼓励企业家，传递重要的信息，保护企业家产权。此外，中国由间接税转向直接税的税制改革需要有更明确的行动。
张晏 副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韦森：我主要围绕“如何把企业减税的国策落到实处”这一主题，做一些思考。
但是，就在大多数中国企业经历了数年困难的同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我们政府的税收和财政收入一直在高速增长，我国的宏观税负一直在上升。我粗略计算了一下，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到2015年间，我们政府的财政收入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时期。在这一期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了8.9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8.8倍，而政府财政收入则增加了29.2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这么困难，政府税收仍然在猛涨，这显然不是合宜的宏观经济政策。
这个话可能被李克强总理看到了。李克强总理2016年在“两会”结束后答记者问的时候，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在“营改增”之后，决不允许任何一个行业的税收增长速度高于行业增长速度。而且在近两三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总是说要减税，2016年说政府减税5000亿元，2017年说要为企业减税降费5500亿元，今年又说减8000亿元。
减税，实际上牵涉到三个方面的问题：
但是，发改委、财政部、国税总局和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和专家则在公开媒体上发言，说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宏观税负不高。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教授曾根据各方面的数字做过一个详细的计算。他发现，2015年我国政府的税收为12.4万亿元，加上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五险一金和各种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中国政府的整个财政收入即宏观税负达到24.9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6.92%。这个数据大家基本上比较认同。可以看出，我们的宏观税负加起来在37%左右，这在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很高了；即使就全世界比较而言，也不低。在全世界180多个国家里面，无论是总税负、企业税负还是劳动保险和社会保险，我们国家应该都是排在很后面。
除了企业的总税率高之外，我最近又看到世界银行的一个比较，就是中国企业所交的劳动保险和社保与利润的比例，在世界上也差不多是最重的，占利润的29.3%，在189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中排在第188位，在世界上倒数第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们企业的税负在世界上差不多是最重的。在目前中国企业经营困难、大批企业关停甚至倒闭清算的国内外环境中，你说政府应该不应该减税？
但第二个问题是，目前中国政府有没有减税空间？有些政府官员可能会说：你们这些学者主张减税，说得很轻松，但是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这么大，财政收入增速这几年都在整体下降，政府财政支出又减不下来，财政赤字在扩大，政府哪有减税的空间和可能？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几年，一方面是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负债在增加，另一方面是各级政府的财政存款也在不断攀高，尤其是积压在央行国库中的库底资金在增加。
除了政府行政部门外，各机关团体的存款也在不断攀高。我最近看到一项研究，到2018年7月30日，中国政府的财政存款仍在4.5万亿元左右，到了8月份，则攀升到5万亿元，机关团体存款则达到了28.3万亿元。两项加起来，达到了33万亿元上下。
因为政府的财政存款年年在攀高，减不下来，这就导致一些政府部门到年底突击花钱。这几年，政府和机关团体财政存款在增加，国务院和财政部三令五申促使一些部门加快财政支出和快点花钱，但是一些部门的钱还是花不掉，那为什么就不考虑给企业和家庭减税呢？还说政府没有减税空间，这在逻辑上说得过去吗？这是第二个问题。
但是，在2016年的财政部的预算执行情况的决算报告中却说，2016年全年实现减税5736亿元，并具体解释道，在这5000多亿的减税中，“包括新增试点的建筑、房地产、金融和生活服务四大行业减税1747亿元，前期纳入试点的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电信业以及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部分现代服务业减税1486亿元，原增值税行业主要是制造业减税1656亿元”。但相比“营改增”后政府实际征收的税多了1800多亿元，这些减税到底减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财政部的数据前后不一致？
今年3月份，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说，政府全年要为个人和企业减税8000亿元。但是，今年上半年，国内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都在快速增长，分别增长了16.6%、17.4%、12.8%和20.3%，所有税种加起来，上半年增长了15.3%，同比去年多收了6300多亿元，而今年上半年，中国的GDP增速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才增长了6.8%，这样上半年政府税收的增长是GDP增速的两倍还多，这怎么能说今年要减税8000亿元呢？
除此之外，根据2018年7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社会保险的征收自9月1日起将逐步转至税务部门统一进行，这将极大地增加企业尤其是一些民营和中小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据许多机构测算，仅这一项改革，企业与个人将补缴共计近2万亿元。另一方面，从一些东部沿海省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今年以来，各类企业的经营状况在恶化，企业的亏损面在大幅度扩大，亏损额也在大幅度上升。今年上半年，全国的民营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累计同比增速降低了25.3%，外商和港澳台工业企业利润的增速也下降了5.2%，中美贸易战又在开打，国际国内经营环境在恶化，在这样的宏观经济格局中，不但政府的税收收入和各项财政收入在猛增，还要企业补缴近2万亿元的社保，未来中国的企业还怎么活下去？
应该说，李克强总理和国务院已经为企业减税降费尽了最大努力，但事实却是，2017年全年和2018年以来，政府的各项税收都在高速增长，今年甚至各项税收都以超过GDP增速两倍以上的速度在增长，问题到底在哪里？除了国务院外，发改委、财政部和央行也都说要减税，但落实了吗？中国的税收减下来了吗？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真正降了吗？
国务院说要减税，并且每年制定具体的减税和降费总量的目标，但在实行“营改增”税制改革后，尤其是在增值税发票的现行制度安排下，企业每销售一笔产品，都要开增值税发票，且你不开都不行，因为下游买方还要抵扣进项税。在此情况下，企业的每笔交易，都要按国家的税法和条例中所规定的税率标准进行征税，税务部门又不能任意打折、不收或减收，因此，税收的增长，是他们依法征税的一个自然结果。财税部门只是照章向企业和个人依法征税，那又有什么问题呢？
第一，如果要真正减税，就要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低于GDP的增长。
第三，是否考虑降企业所得税税率？
概言之，我今天讲演的主要观点是：尽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制定了降低我国的宏观税负，尤其是为企业减税降费的大政方针，但是我们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税收还在高速增长，这说明减税降费的综合国策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在目前的中国宏观经济格局中，要真正减税，就要考虑降低增值税税率、企业所得税和其他税种的税率，另外要考虑降低企事业单位的为职工所缴纳的“五险一金”的比例。不降税率，在目前企业的产品销售都实行电脑互联网增值税发票的情况下，光喊口号，乃至派几个督查组到各地区督察为企业减税降费的落实情况和实施措施，又有多大作用？
杜莉：非常感谢中心智库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最近关于减税的一些研究和思考。党中央已经明确提出要减税，社会各界也都在呼吁减税，因此减税的大方向是可以肯定的。今天主要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当前应该怎样减税？
我们可以着重考察税收弹性，也就是税收收入增速和名义GDP增速的比值。如果税收弹性大于1，就表明税收收入的增速超过GDP增速；如果税收弹性小于1，则表明税收增速低于GDP增速。
2003年之后我国实行了一段时间的稳健的财政政策，税收弹性虽然仍然大于1，但与前一时期的高水平相比，已经明显下降了，总体上比较适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再次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由于税收已经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故这次的积极财政政策中包含了结构性减税。虽然2008年的宏观税负还是比较高，但是税收弹性明显开始下降，2013年到2016年税收弹性甚至降到了1以下，这些变化可以说和结构性减税政策基本一致。
其次，需要强调的是，减税并非万灵药。如果减税方案设计不合理，或者配套措施没有跟上，减税也可能导致不小的负面影响。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与分析一下美国里根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减税。
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9月美国政府不得不推出一项新的“税收公平和财政责任法案”（Tax Equity and Fiscal Responsibility Act），取消了1981年法案当中的加速折旧措施，且收紧了很多其他税收优惠。其实这是一个增税的法案。这项法案推出后不久美国经济强劲复苏。
1986年里根政府又推出“税制改革法案”（TaxReform Act），同时下调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税率，这一轮减税比较强调财政中性原则，减税法案在降低税率的同时大幅度削减了所得税优惠，包括取消投资税收抵免政策、延长固定资产折旧的年限等。从实施效果看，这一轮减税相对平稳一些，减税之后财政赤字明显下降，经济增长率在1988年出现了小幅上升，但是，仅仅过去一年，到1989年经济增长率就再次掉头向下。所以，至少就短期而言，里根政府的两轮减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确定的。
从减税的效果看，现在媒体报道比较多的是美国最近的经济增长非常强劲，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4.2%。但这一数字是环比增长，如果用更具可比性的同比增长数据，今年上半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其实是2.9%。相比减税之前并没有出现跳跃式上升，经济主要还是延续原有的增长趋势。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特朗普政府减税的同时美联储对利率水平的控制比较好，没有出现利率水平的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是特朗普政府减税措施中的非常慷慨的投资成本折旧扣除比较有助于促进投资的增长。相比较而言，里根政府减税的时候，第一阶段重点减的是个人所得税，第二个阶段虽然降低了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但同时却取消了投资税收抵免。
回到中国，为了更好地设计减税方案，我们需要了解现在的税负水平究竟高不高，高在哪儿。关于这个问题，我在韦森老师的分析的基础上再补充一些新的信息。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最宽口径的宏观税负更加合理,因为许多国际组织统计财政收入的时候都把社保缴费包含在内。从统计结果看，我们的窄口径宏观税负差不多是宽口径宏观税负的一半，所以，非税收入对企业负担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因此，我国的宏观税负在国际上并不处于很高的水平，但为提高国家税收竞争力，仍然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特别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税负比美国更高对我们不利，宏观税负下调的必要性更加凸显。
我们进一步整理了我国当前五类社会保险的缴费率，合计大约在37.25%左右，与国际社会保障协会（Intern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ISSA）网站提供的其他主要国家类似社保计划的总缴费率相比，这个水平确实是偏高的，美国的对应数据仅为14.35%。
因此，对我国税负状况的剖析结果总体上反映出，在坚持降低宏观税负大方向的前提下，需要重视削减非税收入带给企业的负担，并且需要重点降低劳动所得税和社保缴纳负担，其中的社保缴费负担，在我国的预算管理体制中，正是非税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企业还是反映税负重，原因何在呢？
其次，从增值税来看，它构成我国企业的最重要的一部分税负，现有的增值税减税措施力度确实在逐步加大，但还有很大的潜力。比如目前的增值税留抵退税范围还是比较小，导致许多经营中面临困难的下游企业因上游原材料成本的上升而税负加重，或导致某些行业的企业因进项业务和销项业务税率的倒挂而税负加重。再比如，当前银行取得利息收入要交增值税，但是企业支出利息不能够抵扣增值税，由此造成利息成本和税收成本的叠加，也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为促使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对增值税制本身进行深入考量，光靠降低增值税率是不行的。
由此可见，我国企业税负仍然比较重与以往的减税措施针对性不够强有关。此外，2017年以来税收弹性的显著上升至少还有两方面的原因。
二是金税工程三期系统的全面上线。我们注意到2016年10月份金税工程三期全面覆盖了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国税局和地税局，2016年当年上线运行的省（市）自治区达到16个。金税工程三期虽然从2013年开始在部分省（市）自治区开始上线，但此前金税工程三期系统还没有形成一个闭环。2016年10月份成为闭环之后，将使税务机关对增值税以及所有其他税种的征管能力都显著加强，这也是推动税收收入增速上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当然，顺利减税的一个必要前提是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财政赤字。党中央、国务院新近推出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要求用3至5年时间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这将有助于克服各地方、各部门的财政支出冲动。
除了节流之外，还可以开源。特别是在下调社保缴费率的同时确保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性，需要设法使得社保基金获得必要的补充。这方面，国家已经推出了相关政策，就是到2020年国有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要达到30%。当然，这样一个比例是否合理、其中可以拿出多少用于补充社保基金、可以支撑社保缴费率下调多少，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范子英：前面韦森老师讲了要减税，杜莉老师讲了减什么税，我说说减税会带来什么问题。考虑整个政府策略性的反应，减税也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今天主要讲两点：一是怎么理解这一轮的税收超速增长；二是讨论如果减了税会引发什么问题。
财政理论存在不可能的三角关系：减税、控制债务风险、积极财政，一个国家的财税政策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目标。要控制债务风险，要减税，那么就不能做积极财政政策。要减税，要积极财政政策，那么债务风险就难以控制。要控制债务风险，要积极财政政策，那么就难以减税。三者都要，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今年两会的报告里面说要减税8000亿元，除此之外，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下调增值税基准税率。下调之前增值税17%的基准税率是1994年定的，2018年首次下调。在大减税的背景下，我们却发现税收涨得很快。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6.8%，税收增速17.3%。扣除两者计价基础差异（不变价和现价）也没法解释这个现象。几大税种涨幅特别高，企业所得税同比增长11.7%，增值税同比增长20.1%，说明这一轮税收大涨主要是由流转税驱动，而企业的盈利却没出现特别好的改善，企业所得税增速低于平均增速。今年上半年一样很夸张，GDP增速6.8%，税收增速14.4%。实体经济哀鸿遍野，国家财政却高速增长，减税的呼声自然很高。
如果有一段时间增值税涨得快，基本上国家的税收就会涨得快。增值税和生产密切相关，与盈利却无关。企业只要生产与销售，就要交增值税。交完增值税以后，利润仍有可能是负值。所以说增值税与企业的盈利没有关系，仅仅反映了生产链关系。
什么因素导致PPI涨得比较快？分行业来看。今年上半年的结构性差异非常明显。主要几个上游行业，石油、天然气涨了17%，黑色金属涨12%。由于上游的生产资料价格涨得很快，下游没有什么变化，税收就涨上去了。整个上游行业的企业利润也多起来了，上半年石油天然气行业利润涨了3.1倍，而下游很多行业利润非常少。上游生产资料相关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下游是民营企业。这一时期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涨得非常快，高达31.5%，民营企业同期利润增长仅10%，实际数字可能更低。
经济情况很严峻，实体经济没有回暖，下游行业不活跃，但是PPI上升得很快。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在于供给侧改革导致的产能萎缩。上游行业因为环保、限产等导致生产资料库存急剧下滑，供给下滑后，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很快，推动了整个上游PPI的上升，进而推动了增值税的上升和上游行业的生产利润增加。
为什么中国的PPI会放大税收增速效应？这源自整个增值税税制自身固有的毛病，这个毛病一直没有被讨论和修改。毛病出在中间很多抵扣链条断掉，链条断掉后上游交的税没有在下游作为进项税抵扣掉。
接下来讨论一下关于未来的减税判断。我对未来减税的判断有两个，一个是真减税，一个假减税。我们来讨论一下哪种减税更可能发生。
如果减支出的道路走不通，那么就只能增加发债规模。增加发债规模肯定也不行，因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经很大，加总显性债和隐性债后，很多地方其实已经很难偿还银行利息了，所以不可能通过发债的方式来筹集减税的钱。
假减税更有可能发生。
第二种方式是减税增费。比如说社保的问题。现在都在讨论民营企业的社保负担比较重，但实际上很多民营企业原来都没有按规定交社保，现在的改革方向是要强化社保征管。去年财政给社保贴了一万亿元，这些钱来自向企业的收税。将来社保增加收入后，财政就可以不用继续贴钱了，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减税。这也是一个倒手的过程。
再讨论现在是不是减税的好时机。目前的税收增速已经在下降了，从今年2月份到8月份，不管是增值税还是税收增长速度，都在逐渐下降，特别是7-8月份税收增速已经降到10%以下。如果真的减税，会有很多地方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我们回顾历史情形，2016年的数据显示全国税收增速是4.5%，很多地方如山西、黑龙江等地区，开始出现税收负增长。税收正增长的地区没有问题，可以维持本地区收支平衡。税收负增长的地区得靠中央财政进行补充，否则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其次，到底应该改税制还是降税率？降低税率效果很难说。增值税是价外税，名义上本不该影响企业的利润，如果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国有企业受益更多。最后是减支出和提效率。如果减支出，没有哪个部门会同意的。提高财政资金的支出效率，财政部门会有积极性，所以说提效率是相对来说在中国可以做的事情。
张晏：范子英教授对减税会带来什么问题进行了有深度的分析，感谢范教授。下面我们有请封进教授发言。
封进 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学系主任
事实上，早在2000年初我国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就已经开始改革，部分省份的社会保险费改由地方税务部门征收，由此形成社保部门征收和税务部门征收共存的二元格局。到2016年我国企业社保大约2/3的省份由地方税务部门征收，有1/3由社保经办机构征收。
首先，当前实际缴费率和政策缴费率有较大差异，做实缴费基础的同时，适当降低费率对社保基金收入影响并不大。政策缴费率是指政策规定的缴费率。国务院对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保险的缴费率做了原则性规定。以社会保险中缴费率最高的养老保险为例，大多数省份是企业缴费率为20%，个人缴费率为8%。企业以上年度本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缴费基数，员工按照本人缴费工资为基数，不低于本地区社会平均工资的60%，不高于300%。目前有少部分省份企业缴费率低于20%，为广东、浙江、福建和山东四个省份，其中广东省企业缴费率平均为14%、浙江为14%，福建为18%，山东为18%。个人缴费率全国各地区均为8%。
上述计算得到的实际缴费率包含的不仅仅是缴费收入，其实是一个高估的数字。即便用这一高估的实际缴费率，以除新疆和西藏外的全国平均水平看，实际缴费率大约比政策缴费率低6个百分点。绝大部分省份的实际缴费率低于政策缴费率，例如北京约低13个百分点，上海约低8个百分点，重庆约低7个百分点，江苏约低13个百分点。如果进一步扣除政府补贴和利息收入，有较多政府补贴的省份，实际缴费率与政策缴费率之间的差异更大，例如吉林省，未扣除的实际缴费率与政策缴费率接近，若扣除政府不同和利息收入，则实际缴费率比政策缴费率低约8个百分点。宁夏也有类似的情况。
社保征收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加强征管，做实缴费基数。若保持现有基金总收入不变，那么全国平均看，可以降低6个百分点的缴费率，这一水平甚至可以冲抵政府补贴和利息收入，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若将目前缴费率已经比较低四个省份排除在外，那么企业和个人缴费率合计为28%的省份，平均而言缴费率可下降5个百分点。鉴于目前全国养老保险基金总量上仍有结余，上述估算得到的仍是保守的估计。当然不同地区面临的基金平衡压力不同，可通过中央调剂金制度在地区间再分配。
我们发现养老保险体系中人口比较年轻的省份，其实际缴费率和政策缴费率相差的也越多。这一相关关系表明，在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的省份，降费的空间更大，因而赋予地方政府调整社会保险缴费的责任和权利，有利于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选择最为合适的缴费率。
调剂金制度按季度上解下拨。上解时与地方工资水平和参保人数相关，按照各省份职工平均工资的90%和在职应参保人数作为计算上解额的基数，上解比例从3%起步，逐步提高。下拨时按退休人员数量平均拨付，以收定支。既发挥了养老保险基金在养老保险负担较轻的省份和养老保险负担较重的省份调剂的功能，又可保留地区差异。
这表明对企业而言，最合适的缴费率显然不是零，现有一些研究也表明，对员工提供社保可以吸引好的员工，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劳动生产率。但当政策缴费率较高时，企业会采取各种方式规避缴费。税务部门征收后，尽管税务部门更具权威性、有更强的征管能力，但强制性带来的执行成本也势必很高。
此外，随着就业形态多样性，灵活就业人员增加，这部分人可自愿选择是否参加社保。要吸引更多人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也需将缴费率定于合适的水平。
2007年，国务院开始强制要求国有企业上缴红利（资源型企业按净利润的10%上缴，一般竞争类企业按净利润的5%上缴，军工企业、转制科研院所等暂缓3年上缴）。2011年，上缴比例进一步提升，央企按收取比例具体分为四类：前三类分别上缴税后利润的15%、10%、5%，第四类免缴利润。2012年，中国烟草总公司税后利润征缴比例从15%上升至20%，单独成为一类。2014年，央企红利上缴比例再次提高5个百分点。国有独资企业应交利润收取比例在现有基础上提高5个百分点，即：第一类企业为25%；第二类企业为20%;第三类企业为15%；第四类企业为10%;第五类企业免交。2016年，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为23157.8亿元，其中只有2167.49亿元（约占净收益的9.4%）以国有资本收益形式上缴至中央和地方政府。
张晏：谢谢封进教授。感谢以上四位教授的主旨发言。下面我们热烈欢迎张军教授进行点评。
张军 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今天讨论的很多问题非常有深度，可以帮助大家来更好地认识税收刚性增长的原因、企业的税收负担以及未来减税的空间到底有多大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媒体上最近一段时间已铺天盖地了。作为复旦的学生和学者，我们需要冷静和客观地来认识这些问题。我们要从研究中发现真相。现在的研究不一定揭示了所有真相，但是至少会有一些线索，可以帮助大家提高对这些问题的认知能力。
第一，韦森老师谈到现在企业税负太高，从企业这个角度看税负必须降下来才行。我想这是共识，不过其他几位学者的分享给我们传递的信息要更理性一些。至少告诉我们，在谈减税的时候先要弄清楚几个问题形成的原因。比如，税收刚性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名义GDP增速在下滑，为什么我们的税收增长在我们GDP增速下滑的时候反而继续保持超速的增长？
那么，PPI为什么会反弹这么快？刚才范子英教授谈到，这不是因为总需求增长快导致的经济过热引发的，而是因为这几年我们总供给减少造成的。几年来我们坚持供给侧改革，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去产能，压缩过剩产能。去产能主要是把上游产业，比如煤炭、石油、钢材和电解铝等这样一些基础产业的产能大大地压缩，结果使原来供大于求的局面迅速转变成了供小于求的情形。
另外，目前税收相对GDP的增长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最快的。增长最快的是2007年经济严重过热的时候，那个时候GDP实际增长在14.1%，名义GDP增长应该在25%以上。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税收的增长不能都算到下游制造业企业的头上。如果是PPI驱动税收的过快增长，那更多的税收则应由上游的基础产业与国有企业承担的。
但是中国是间接税主导的国家，间接税主要来自企业纳税。我们的税收是在中间截一下，没有等水进入池子再去征税。美国是直接税的国家，等收入进了池子再征税，家庭纳税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中国都在生产环节征税，企业税负自然比较重。我国税负90%是企业缴纳的，但是在中国纳税的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的比重并不高，比如，40%的企业实际上不交企业所得税。在中国纳税的要么就是国有企业，要么是规模以上的企业。
大家都谈到，非税收入中社保费缴纳是刚性的，这对中小企业影响比较大。针对非税收入这一块，今天听下来，包括封进教授讲到的问题，其实还是有下调的空间。社保费的来源可以更加多样化，国有资产的收益上缴比例还可以提高。更重要的是，封进教授的研究发现，由于企业要为其员工缴纳员工收入20%的社保，导致很多地区实际的缴纳费率远远没有达到政策规定的水平，这说明企业会有相应的对策。如果考虑到企业参与缴纳社保的比率与社保费率之间不一定是线性的关系，可能是二次的关系，那就意味存在着一个最优的社保费率。如果我们下调企业的社保费率，企业负担下降，但企业的参与率会增加，政府的收入不一定下降。这些在政策层面上都是很重要的一些研究。
很多政策不利于经济复苏，但依然在执行。现在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有很大变化。新的考核版本当中，指标从单任务变成多任务。如果环保不达标，官员升迁就完全没有机会了。每一个官员现在关心的不是GDP，关心的是碳排放会不会超标。为了防止个别企业偷偷地增加排放导致当地碳排放超标进而影响升迁，地方官员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强行关闭那些企业。
现在有很多企业都抱怨地方政府官员不作为，没有积极性。很多年以前就有学者讲如果考核地方政府官员不再是GDP，地方政府官员会变得非常官僚主义，企业更难过。在对地方官员追求GDP增长的考核机制中，地方官员与企业的目标是一致的，但现在他们的目标有些对立了。这反映出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存在很大的毛病。
大家知道，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特别是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其实有一种非常默契的政商关系。现在要清理这种政商关系。我们提出说，要建立亲清的政商关系，地方官员不能袖手旁观，还不能变成官僚的机构，还是要帮企业发展，但又要保持非常透明的关系。可以想象，大多数官员实际上会出现消极怠工的现象。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民营企业家现在悲观的原因在于他们还不适应这个变革的治理，有一个思维转换的过程。过去喜欢跟地方官员打交道，现在突然发现地方官员疏远你了，不适应。再加上特朗普贸易战，又产生很多不确定性。
市场本来有纠错的机制。经济会出问题，但并不可怕，可以让市场去纠错。但现在维稳思维主导，政府官员会过度反应。有点小事情就会过度反应，让市场纠错的机会都没有，让风险能够分摊的机会都没有，政府背上了所有的负担和风险。最后代价就是让企业家认为政府背信弃义。不允许交易财产，投资者就没有兴趣了。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易。PE承担这么大的风险来扶持企业成长，然后上市，最后却连退出的机会也没有。红头文件中有那么多的有关保护企业家产权的条例，但是我们没有具体案例。我觉得要有实实在在的具体案例，让企业家信服国家保护企业家产权的承诺是可信的。否则，目前这种悲观情绪的蔓延是蛮麻烦的。
作者简介：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范子英：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张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速记整理：刘晓罡/朱雪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