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城市经济学”专题讨论会成功举办

  • 发布时间:2018年06月20日浏览次数:

2018年6月19日,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城市经济学”专题讨论会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由CCES主办。来自多伦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四位学者针对城市经济学领域的问题报告了最新的实证研究,关注的领域涉及居住区变化、土地使用规制与住房供给、新闻报道与自我保护、工业化与城市化等。研讨会由CCES常务副主任陈钊教授主持,多位来自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其他上海各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及学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一、Nathaniel Baum-Snow:居住区变化的长期影响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Nathaniel Baum-Snow教授报告的题目是“Long Run Consequences of Neighborhood Change”。 Baum-Snow教授研究了普查地区的低档社区高档化对居住区的原本就住在该社区的父母和孩子的长期因果效应。具体而言,低档社区高档化的衡量包括三个指标:居住区中居民收入的增长、具有大学学历的居民的比例以及人口;而长期效应包括:青少年的考试成绩、25-43岁时的收入和28-33岁时的信贷情况。研究的实证策略是利用普查地区的居民的工作地点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变化来识别社区由低档向高档转变的因果效应。这个变量相对外生,因为如用当地的就业变化作为变异的来源,就可能会包含当地便利性程度不可观测的变化。而且,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冲击只会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从而更低学历的家长就不会受到劳动力市场上财富效应的影响。但是,居住区从低档变为高档对孩子的影响无法将父母的财富效应剥离。实证研究发现:居住区从低档变为高档对很大比例的家户产生影响,并且主要是对租房者和学历低于大学的家长的孩子的收入、上大学的比例和获得抵押贷款的机率有正向影响,而对家长的长期影响不显著、对大学学历家长的孩子的效应无法区分居住区变化的作用和家长的作用;同时,相对于市中心,这种效应对居住在郊区的家户更强。

二、王之:土地使用规制和住房供给的集约边际


复旦大学王之老师报告的题目是:“Land-Use Regulation and the Intensive Margin of Housing Supply”。已有的关于政府的土地使用管制的实证文献主要集中于住房供给的扩展边际。然而,在住房密度较高、土地使用受限的城市地区,理解在给定的地块上限制住房的生产的管制对于研究规制对住房供给和当地的房价的影响十分重要。由于住房的生产不仅包括数量上的投入,也包括质量方面的投入,因此每单位土地的住房供给实际上的不可观测的。王老师的研究团队借鉴Borrow Epple, Gordon and Sieg (2010)的方法,扩展成为请允许数量投入与质量投入互补,以房屋价值中土地的占比来作为中国城市住房容积率管制强度的代理变量。研究发现:中国的容积率管制限制了城市的住房生产。那么,住房容积率的管制强度,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首先,如果地块更大、且位于更好的社区,则面临更强的容积率管制。其次,如果是商住两用或附件有地铁车站的地块,容积率的管制更弱。而容积率管制对房价又有怎样的影响呢?在2008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后,其对房价的上涨在中国的主要城市有20%的贡献。

三、许政:中国的媒体管制与自我保护行为


同济大学许政老师报告的题目是:Media Control and Self-protection Behavior in China。中国的媒体具有以下两个特征:其一是,自由度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较低。其二是,人们对媒体的信任度相对更高。而已有的经济学文献很少研究媒体对个人福利的影响。鉴于中国88%的人口是由7大水系供水的,因此研究聚焦于党报和非党报报道水污染事件对于家庭采取自我保护措施亦即购买瓶装水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当地新闻报道水污染事件更多会使中国城市的家庭更多消费瓶装水。而在党报与非党报之间,人们对党报的报道作出的反应更强;其可能的原因是:党报的信息更加准确,非党报有更强的营利目的,从而更有可能会为了吸引眼球而夸大事实;其可能的作用渠道是:党报更易通过网络的开工传播,而对党报的报道作出更强反应的是连接互联网的家庭;非党报更多通过订阅的形式传播,所以订报纸的家庭对非党报的报道的反应更强。但是,对于人们是不是更加信任党报,尚有待研究。

四、陈硕:中国的国际贸易、工业化与城市化

复旦大学陈硕教授报告的题目是“International Trad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城市化是建立在农业发展和工业化的基础之上的。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够向位于城市的工业部门转移。另一方面,农业收入的提高也增加了对工业品的需求。但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却与上述理论迥异:在工业化水平很低时,城市化水平就已很高。对于这种现象,如何解释?已有的文献从理论上论证:在开放经济中,即使没有工业化,国际贸易也会促进城市化。但是,鲜有实证研究。然而,对这个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不仅能够直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还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能解释中国1998-2013年间23%的城市化进程。这表明:相对于工业化,中国的城市化更多是由国际贸易推动的。然而在2008年之后,国际贸易对城市化的贡献急剧降至8%。这就对中国城市化的可持续性敲响了警钟。
 
在报告过程中,参会师生积极提问并进行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者表示受益良多。


撰稿人:张卓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