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2日晚8点，经济学院“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陈诗一教授在B站“小研直播间”围绕“为什么说要素市场化配置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如此重要”这一主题为同学们展开了一场“干货满满”的精彩讲座。陈老师从要素市场化的背景与意义，要素配置与发展的理论研究，以及未来我国改革方向三个角度，对热门的“要素市场化配置”话题做了系统的梳理与剖析。整场讲座吸引了近万名观众，热度爆棚！弹幕里满满的“为陈老师打call”“陈老师逻辑好严密”等高度评价也印证了本场讲座的良好效果，让我们一起再次回味下这场精彩绝伦的讲座吧~
第一部分：
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背景与意义
我们都知道，今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以及十九届四中全会有关要素市场改革精神的具体化，也是一份指导我国未来经济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文件。陈老师认为，当下我国要素市场化重要性可从以下四个方面阐明：第一，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土地，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影响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成为市场体系建设的突出短板。第二，要素市场化配置是让要素活力竞相迸发，使经济充满动力的重要保障。也即让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配置要素资源，充分发挥生产要素配置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提高要素配置质量，优化要素组合，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动力与源泉。第三，要素市场化配置是解决我国经济结构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要素只有市场化配置，才能释放错配的资源，形成要素错配的纠正机制，才能打破长期以来扭曲的经济结构。因此要素市场化配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主要内容，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第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可以提振信心，对疫后经济恢复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疫情背景下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对于提振经济信心以及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作用。疫情期间的财政货币政策更多是短期效果，但要素市场化可以在中长期对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二部分：
要素市场发展状况与相关研究发现
陈老师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及如何将有限或者稀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科学，因此资源配置或者说要素配置是经济学研究最为本质的问题之一。资源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指标全要素生产率TFP 紧密相关。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对给定的微观要素市场主体，尤其是企业，可以通过科技创新直接提高经济主体的技术效率从而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是生产要素还可以从低效率的经济主体向高效率主体的合理流动，通过资源重配间接提升整体的资源效率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中观层面表现为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城市结构的优化。自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罗的开创性工作以来，全要素生产率（TFP）开始被经济学家引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来进行增长核算分析。在这里，TFP被看作与生产要素水平投入一样驱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如果生产要素的数量投入贡献占优，则经济增长表现为粗放式增长模式，如果TFP贡献占优，这就是经济学所定义的集约式发展、可持续发展或者说高质量发展。
陈老师进一步总结了我国要素市场发展所经历的几个不同的阶段，总体来看，发展水平还不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以农业补贴工业，户籍制度则限制城乡劳动力流动，虽然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也造成了刚性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严重的要素配置扭曲。80年代以来，改革从农村发起，延续到城市工业部门，农民从土地上逐步开始解放出来。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发展战略从赶超战略转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主要目标是解决短缺、扩大生产，主要特征是价格双轨制和增量改革。为了解决能源短缺，煤炭行业率先开启市场化改革，大量煤炭企业涌现。由于80年代城市工业改革仅仅停留在转换经营机制层面，再加上大量企业冗员以及企业长期承担社会性负担，财务危机加重，以至于整个国有工业部门在90年代中期出现净亏损局面。中央从1997年开始执行抓大放小、减员增效、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国企改革。90年代初，商品价格在通货紧缩背景下完全放开，全国统一的产品市场形成，这也为其后的国企改革创造了条件。1994年煤炭价格在所有要素资源中率先放开，煤炭市场形成。80年代小煤矿的发展虽然缓解了能源短缺，但也造成了煤炭资源浪费以及环境污染，因此政府在90年代转而限制能源发展，特别是与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相对应淘汰和关闭了10多万家高耗能、高污染的小企业。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歌猛进，GDP总量由2002年的全球第六增长到2010年的全球第二，但同时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能源消耗也分别于2007年和2009年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可以说，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体现出典型的粗放型特征，可以用土地快速城镇化以及再次重化工业化来进行刻画，中国工业发展表现出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能源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趋势，环境污染尤其是大气污染严重。2012年后，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阶段，实体经济增长减缓，科技创新、新能源与绿色发展被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房地产业和金融业进入深度调整期。伴随着十九大的召开，中国经济从追求产量向追求质量转变，开始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陈老师对要素资源配置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发现，这些研究成果先后荣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以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陈老师对资本、劳动、能源、土地等要素配置的主要研究发现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改革前30年，中国的工业增长显示出明显的高投资特征。从全要素生产率度量来看，1992年后TFP的增长超过了投入要素的增长，意味着中国工业的增长模式由第一阶段的粗放型增长正向着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但是这种转变还不稳定，因为我们发现主要由于工业分行业之间要素配置效率的恶化，TFP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在本世纪前十年反而下降了。平均来看，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比要素配置效率要大，而劳动投入、效率改进和规模效应的增长贡献则小于要素配置效率。
（二）由于发展阶段以及政策的差异，资本投入和流动在我国不同地区和城市间存在差异。一方面资本无效率配置引起要素配置扭曲，即资本没有配置到高生产力的城市中，另一方面，资本扭曲导致的劳动无效率配置引起扭曲，即劳动没有配置到低拥挤效应的城市中。两种扭曲的共同作用决定了城市的福利损失。根据空间一般均衡理论和结构模型，通过反事实来量化分析消除资本配置效率扭曲对城市规模和居民福利水平的影响发现：当消除资本配置扭曲时，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将增加38个百分点，人口在不同城市间的重新配置效应非常明显，会有约50%的人口选择新的城市工作，中国城市扁平化现象将得到很大改善。
（三）现有文献大都认为，非国有部门较之于国有部门具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效率，尽管解释不尽相同。我们进一步考察了资本和劳动误配对国有与非国有部门的产出、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市场进入率的影响。尤其是对企业市场进入率的影响，根据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理论，这对理解经济增长很关键。理论模型数值模拟结果发现，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资源误配引致经济总产出、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企业市场进入率分别下降43%、19%与65%。实证也发现，国有企业补贴或者国有企业债务比例较高的地区，通常经济增长速度较慢、全要素生产率较低，新企业进入市场也较为困难。
（四）政府财政投资始终在我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定量评估政府财政支出效果，对于未来财政政策精准施策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支出乘数显著小于1，平均为0.64，明显小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财政支出效率提升空间很大。经济繁荣时期，中国政府财政支出乘数只有0.37，政府财政支出存在较大的“挤出效应”；而经济低迷状态下的财政支出乘数显著大于经济繁荣状态，前者是后者的2.4倍，我国财政支出乘数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逆周期特性。同时，我国财政支出乘数变化呈现高低数值间迅速转换的模式，这意味着政策当局应当在危机冲击后较为及时地出台财政刺激政策效果最佳
（五）由于我国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2018年一次能源消费占全球比重达到近四分之一，煤炭消费占全球比重超过一半。再加之全球油价的暴涨暴跌和剧烈震荡，因此，很有必要在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基础上纳入能源要素来分析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高能耗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只有低能耗部门的80%，但是资本与劳动是低能耗部门的4.3倍和2.4倍，能耗更是高达低能耗部门的10.9倍，资源配置存在较大扭曲；分省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并且能耗相对较少的省份，资源配置效率排名相对靠前。平均而言，研究样本期间中国资源配置扭曲均值为0.426，这意味着要素配置如果有效的话，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能够提高42.6%。反事实分解显示，地区间与部门间要素扭曲对总体资源配置扭曲的平均贡献大体相当；能源要素扭曲对总体资源配置扭曲的平均贡献仅次于资本要素扭曲，但却显著高于劳动要素扭曲以及产品市场扭曲，但从时间趋势来看，研究样本期间资本与劳动要素扭曲对总体资源配置扭曲的贡献呈下降趋势，而能源要素贡献却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逐步超过资本成为资源配置扭曲的首要贡献者。
（六）研究土地要素以及由此衍生的土地财政和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和要素配置的影响也十分必要。我国的土地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基本是通过行政划拨的方式无偿使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有偿化使用，并在本世纪以来发展迅猛，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和高房价现象，一度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推手和应对经济危机的主要手段。研究主要发现包括两个方面：在资本和劳动要素基础上增加考虑能源和土地要素所估计得到的全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与只考虑传统要素资本和劳动的模型得到的结果大为不同，尤其在2002年后，考虑了能源或土地的结果都要小很多，且增长缓慢，远没有不考虑能源和土地要素得到的结果那么乐观，这与该期间土地城镇化和再次重化工业化是相一致的，而且中国加总的资源配置效率更多的是受土地要素的影响而非能源等其他要素。同时，2003年前全要素能源效率还比较高，但此后，考虑了土地要素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却低于不考虑土地要素的全要素能源效率，由此也可见土地要素对能源等其他要素组合配置结果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七）中国过去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高环境污染排放。因此，有必要在要素配置效率估算时考虑环境污染变量。对环境污染变量在增长核算中的处理有些复杂, 由于缺乏污染的市场定价, 把污染排放计入生产成本比较困难, 因此, 长期以来往往被研究所忽视。本研究把负外部性的环境污染变量处置为非期望产出, 和期望产出(比如GDP)一起引入生产过程。研究发现：考虑环境污染负外部性模型所估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不考虑环境约束的结果平均来看要低，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再次重化工业化时期，但是2012年后，两类贡献值几乎相等了，这说明近年来的经济调整与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确实提升了要素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
第三部分：
未来要素市场改革方向
最后，陈老师对未来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主要改革方向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主要包括如何针对不同要素分类施策以及如何为确保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顺利推进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需要根据不同要素的属性和市场化程度差异分类施策。关于劳动力市场，推动以常居地登记户口制度，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等户籍制度改革十分重要，这样可以消除多年来的城乡二元身份分割，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劳动力充分流动起来，改变过去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而变成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有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如果大规模的春运返乡变成不定期的人员流动，这也有助于规避容易导致新冠肺炎这种流行病的人口大规模集聚流动。关于资本市场，科创板的推出，加之今年以来资本市场一系列改革举措诸如新证券法、全面推行注册制等都将使得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上市、退市、转板、融资变得更为便利，有利于资本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科创企业，这也是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的结合，是对传统资本市场运行模式的根本改革。加大企业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直接融资的比例也是资本市场未来改革的方向，这可以为中小企业获得长期的、成本较低的资金提供通道，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而绿色金融创新则可以引领未来资本市场发展的可持续性方向。我国能源要素市场中煤炭业市场化最早也最为彻底，但是石化产业和电力部门的市场化程度还不高，这是未来改革的重点。能源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未来调整方向主要是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推动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和低碳化发展。
土地市场则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使得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能在一个市场上交易。过去各级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发展经济，批发了很多工业用地，导致工业用地在整个建设用地中比重过高，价格过低，用地效率较低，因此，未来需要推动工业用地向商业、混合等用地类型转换，以提高土地要素使用效率。由于大中城市的建设用地总规模受限甚至减量，长期积累的存量用地和低效土地较多，而盘活存量土地比新增建设用地难度更大，因此，未来建设用地指标分配要把安排增量与盘活存量挂钩，这也可以极大地推进土地要素高效利用。同时，完善土地管理体制，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使用应更多由省级政府负责，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这些在3月份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中也有提及。由于很多大城市土地开发进入存量时代，土地供应主要靠旧改，城市容积率被迫提升，大楼越盖越高。如果省级政府有权在省内进行建设用地置换，势必可以放松对大城市发展空间的限制，人口密度也将降低，城市的发展将更为分散和均衡。这也是未来城市应对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流行病所需要的。而建设用地、补充耕地全国跨区域交易则可以使得耕地稀缺地区获得建设用地，耕地充裕地区又可以获得建设资金，可谓双赢多赢。我国技术要素市场发展还有许多短板，其中主要就是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模糊，科研成果评价方式不健全等，抑制了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科研人员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应该成为未来改革突破口。数据在十九届四中全会报告中被新纳入生产要素范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发展很快，而且数字产业、数字技术也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应继续大力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在数据开放共享与数据隐私必要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如何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市场总有失灵的地方，这时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要素市场也不例外。不同于我国商品市场已经充分市场化，我国的要素市场发展还十分滞后，严重拉低了我国经济市场化发展的水平，更需要政府充分发挥作用。十三五期间，政府职能改革的重点放在“放管服”改革和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上，那么，十四五的重心显然就要放到要素市场改革上。具体而言，政府需要健全要素市场价格机制、运行机制和竞争机制，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明晰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边界，完善政府监管和服务，做到放活与管好有机结合，避免政府对要素的直接配置，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实现各种要素组合优化配置。比如，引导市场主体依法合理行使要素定价自主权，推动政府定价机制由制定具体价格水平向制定定价规则转变。比如，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比如，构建涵盖产权界定、价格评估、流转交易、担保、保险等业务的要素交易综合服务体系。把要素的应急管理和配置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也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初期许多国家公共医疗资源严重短缺造成大量死亡所带来的教训。
当然，这些都离不开实际的操作，最后陈老师强调了改革效果“重在落实”。
总结
此次讲座，“好导师”陈诗一老师的讲座以专业化的解读视角，深入浅出地解答了“为什么说要素市场化配置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如此重要”这一问题，内容全面细致，令人回味无穷，展现了经济魅力与大师风采。
“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评选活动旨在通过研究生民主推荐、自主评选，树立表彰我校研究生导师教书育人工作的先进典型，集中展现我校研究生导师为人师表、爱岗敬业的良好风尚，营造尊师重教氛围，同时深化导师教书育人理念，激励广大导师更深入地参与到研究生德育工作中去，以学术造诣和人格风范引领研究生成长成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