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27日，第31期沙龙“RICE-CCES议两会”在腾讯会议在线召开，并在小鹅通同步进行直播，本次沙龙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ICE）和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联合举办。出席此次沙龙的专家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CCES中心副主任寇宗来教授，上海财经大学财政系和税收系主任范子英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晏副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章元教授、兰小欢副教授、王之副教授、李婷助理教授和奚锡灿助理教授，以及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博士。章元教授担任主持人，各位专家们对于刚刚过去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经济方面的内容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此次沙龙由得到了倪德明校友学术发展基金的支持。
张军院长首先谈了他对于今年两会报告的看法。张院长表示，今年的报告和往年相比篇幅更短，更加聚焦于国内经济和民生，并且呈现出三个主要特征，首先是强调就业优先的原则，因为经济不确定很大因而不设GDP增长目标，但就业创造会成为指导今年经济增长的约束性指标。需要把重心转移到增长就业弹性较高的领域和企业。因此，这一次特别强调了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扶持，保障这些经济主体在受到疫情冲击后不至于大面积倒闭。第二点，就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主要重心聚焦于财政政策。今年政府增加了财政赤字的幅度并追加发行国债，并且强调了要有效投资。这次特别强调了“两新一重”，就是指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重大交通运输项目。但这里面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提了新基建，但是老基建其实依然重要，还是需要去做，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就是产城结合，要让农民落户并且要给与就业机会的保障。第三点就是此次政府报告强调了财政政策的执行，因为尽管国家加大了财政支出，但让地方政府是否有积极性去执行中央的政策，把钱真正用于民生和就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接下去可能会增加资金执行的监察力度。
章俊博士认为疫情对于新兴市场带来的冲击已经开始浮现。由于疫情可能会造成新兴国家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同时亏损，导致一些国家债务违约，因而会成为全球经济动荡的原因，并且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拖累。中国首次没有以GDP作为政策目标而是将重心转移到了就业，今后可能继续以就业为锚开展宏观政策的制定。此次国家采取的宏观政策尽管从力度上来说没有超过市场预期，但体现出更有灵活性，以及中央财政扮演更重要角色这两个特征。货币政策虽然提及不多，但考虑到民营企业增速放缓，因此总体来说会在总体稳健的情况下区趋于宽松，预计今年还会有2到3次降准。章博士认为，从整个宏观经济情势来看，在未来预期不乐观的情况下，很难用消费拉动经济，因此还是得依靠投资。今年提出了两新一重，不过目前新基建体量还没有足够大，而且投资主体主要是市场，因此很难在短期产生效果。另一点，新型城市化的关键还是要加强中心城市服务能力，带动周边城市进一步吸纳劳动力。
范子英教授从财政的角度讲述了今年的经济形势。范教授表示，中国的赤字率今年来一直没有突破3%，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目前发放的大量债券都没有进入赤字率的统计，因此加总的赤字率会达到8-10%。今年中国的债务的总规模预计到达到8.5万亿。范教授表示，今年财政政策有两个亮点，首先是新增1万亿赤字和1万亿特别国债全部转移给地方财政，并重点转移到县级财政，财政下沉是过去少见的，第二个亮点就是放宽了专项债用于资本金的比例，提高了专项债的杠杆作用，对于地方融资是一个很大的放松。在谈到减税降费时，范教授认为今年制定了新增税负2.5万亿，但这里很大一部分是去年政策的进一步执行和收尾。另一方面，目前小微企业税率已经很低，已经没有太大进一步降税的空间了。此外，今年中国面临了1980年以来首次财政收入的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力度的减税地方财政很难维持收支平衡。因此，今年财政政策重心还是在支出，即债务这一块，减税的作用非常有限。
寇宗来教授强调了对于民营企业保护的意义。此次两会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民法典的审议，其中有很多加强对于民营企业保护的内容，包括废除不平等的规定以及保护个人财产安全，这对于激发经济活力将会起到很大作用。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许多与外部的矛盾，中国在技术上是否能够独立成为非常关键的因素，而这更加凸显了鼓励民营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重要性。经济理论和历史经验都表明，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资本积累、产业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改革措施是否有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关键在于看它是否激发了微观主体的企业家精神。寇教授进一步认为，导致现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急剧提升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收入分配不均加剧，与此对应，大水漫灌的刺激政策很难真正奏效，因为这些刺激政策的资金无法“滴漏”最需要资金的企业或者最缺乏购买力的消费者手上，因而并无助于改善经济循环的整体效率。在此意义上，寇教授认为，不管是从维护短期的社会稳定还是促进长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消费券可能都要比大规模的低效率基建投资更有效。此外，寇教授还谈到了数字经济时代的隐私问题，认为政府在监管方面需要处理好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需要允许企业使用大数据市场竞争力，但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企业拿到太多数据后胡作非为。最后，寇教授认为发国债增加财政支出固然重要，但关键是在于能够让这些资金真正打通社会经济的循环，而决不能在金融市场里空转。
王之副教授从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的角度谈了看法。王之老师认为中国区域经济有着非常好的纵深，东西部可以利用各自优势进行协调发展。新旧基建的建设可以发挥桥梁作用，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和优化配置。旧基建对于城市内部以及城市间的空间配置有着显著影响，但一定程度上因为更利于人们向发达地区移动，因而可能会加剧区域之间不平衡。但如果能够加强劳动力自由流动，同时核心城市能够有效降低拥堵和住房成本，从提高全局福利来看还是有益处的。新基建的相关研究较少，但实证研究发现电商网络的接入对于落后地区促进消费有显著作用。新旧基建的建设对于经济影响还是比较乐观的。王老师还谈到了教育问题，目前我国优秀教育资源稀缺且分布不均衡，而优质高校的入学机会在各区域之间差距十分悬殊。因此，建议通过增加落后地区中小学教育资源来提高这些地方学生的录取率，同时增加落后地区高校资源投入，降低落后地区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成本，缓解教育机会在区域间的不平等。王老师表示，国家淡化了GDP目标，将民生和增长结合在一起，用长期目标替换短期目标。
张晏副教授基于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推出的报告，强调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工作。在疫情暴发之后的不同阶段，政府采取了保障中小企业的物资供应、帮助中小企业复工复产以及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负面冲击等诸多政策，其中支持中小微企业始终是政策重心之一。但同时也需要看到，很多政策在具体实施层面上还是会遇到困难，比如财政收入状况会影响到财政政策的执行，而不良贷款率上升和净利差缩小又会影响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积极性。中小银行在放贷积极性和管理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能力方面不足，成为限制货币信贷政策传导的突出“堵点”。未来应加快利用金融科技手段，整合货币、金融监管、财政、产业等政策资源，提升中小微企业支持政策的直达性。
李婷助理教授分享了自己关于医疗改革方面的观点。李老师表示，中国近些年来疾控包括公共卫生的人员数量一直在不断下降，尤其是助理医师的数量这些年来下降幅度非常大。这是由于疾控需要大量投入但却很难看到具体产出，因此政府没有动力做这样的投入。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强调发展基层医院和家庭医生，但最终结果却是三级医院发展越来越快但基层机构却日渐薄弱。因此必须认真考虑基层医疗的激励机制，尽管这次两会报告关于公共卫生有较大篇幅的内容，但如果不能落实对于个人激励的话，未来还是难以看到疾控有实质性的改变。
兰小欢副教授对于科技和消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兰老师表示科技的进步是需要通过开放，通过竞争机制来实现的。中国近些年来在科技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正是向国外学习，采用了国际竞争规则的结果。未来的国力是科技竞争，而科技并不是砸钱就能出结果的，需要有很多根本上的东西，包括高校制度有所改变，包括加强人才流动，建立全国的评价机制和竞争机制。关于消费，兰老师表示中国近些年消费始终无法提升的关键要素是因为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占比过低，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政府公共品投入不够，许多改善民生的支出不到位，导致老百姓为了应对医疗、教育等支出的储蓄偏高，减少了消费。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储蓄太高，这部分并没有转换成老百姓的收入。这也意味着初次分配过程出现问题，需要通过要素市场改革，提升大家的收入。
奚锡灿助理教授关于最近比较热门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问题提了自己的观点。奚老师认为，应对短期财政支出的增加需要开源节流。在短期增加税收无法实施的情况下，只能发债或增加货币供给。问题在于，一旦货币发行不受控制，政府花钱就没有节制，从而频繁出现高通胀。因此，发达国家基本都强调央行独立性，也是为政府开支套上缰绳。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除了央行和商业银行外，还有许多政策性银行和地方银行，大水龙头下面有许多小水龙头。因此若不控制好央行的货币发放，情况可能比其他国家更糟。奚老师认为，中国近二十年来货币大量发放但没有造成CPI大幅度上升主要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吸收了大量货币，另一个是由于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化带来货币化进程消化了相当部分的货币。但这个过程现在基本已经结束。再者就是因为我国的CPI的篮子的设置和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因此如果仔细分析一下结构的差异，就会对目前我国货币发放没有引发通胀的结论需要打一个问号。中国历史上由于严重的通胀导致社会动荡的例子很多，因此此次中央在采取积极但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清醒的。
最后，章元教授谈了扶贫攻坚和决胜小康方面的看法，章老师认为，尽管由于全球经济下行还有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冲击，2019年底还剩余550万贫困人口，加上大约500万低收入和有返贫的风险的人口，总量为1050万，但即便这些人口全部返贫，以中国目前每年消灭贫困的速度，在2020年消灭所有贫困人口的目标还是有信心实现的。不过章教授也指出，中国目前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仍然存在一些短板，比如基层的医疗机构的数量下降，每千人床位数离十三五规划设定的目标还有不少差距，部分环境污染指标降幅依然较慢，此外，在部分基础建设方面也同样存在不少短板。尽管如此，章教授对于中国经济未来还是充满信心，这是因为中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而且有最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近4亿中等收入群体，因此，面对全球经济下行趋势，中国完全能够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另外，尽管中国经济短期内受到疫情的冲击，但从长期来看，中国依然是最吸引FDI的重要目的地，这也是对未来乐观估计的一个来源。
与会嘉宾发言完毕之后，对在线观众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此次沙龙受到了热切的关注，收获了许多真知灼见。
撰稿人：李世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