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2日，美国耶鲁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法布里奇奥 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教授访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并在谢希德报告厅发表主题为“爱、金钱与孩子：育儿经济学”的精彩演讲。此次讲座也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马赛厄斯 德普克（Matthias Doepke）教授和法布里奇奥 齐利博蒂教授最新著作《Love, Money & Parenting》中译本的新书发布会。活动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人 商论》和格致出版社联合主办，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宋铮教授应邀作为介绍嘉宾出席此次活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王永钦教授担任演讲环节主持人，《经济学人 商论》执行总编辑吴晨先生担任对谈环节主持人。讲座吸引了复旦大学师生及上海各界人士两百余人参加，演讲结束后主办方举行了简短的新书发布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介绍嘉宾宋铮教授是中国最为出色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同时也是齐利博蒂教授的得意弟子。讲座伊始，宋铮教授回忆了自己与导师齐利博蒂教授初次见面的经历，并分享了自己对《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的阅读体会。在他心目中，作为导师的齐利博蒂教授有着自己独特的“导师风格”。作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对现实世界有着深刻的洞察力，而这与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密不可分。法布里奇奥 齐利博蒂教授出生于意大利,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后任教于西班牙、瑞典、英国、美国等国的世界顶尖学府。他经常到访中国，中国经济也是他的研究重点之一。《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充分体现了他广博的人生阅历和对现实世界的深入思考。为什么不同国家的育儿方式差别如此之大？为什么童年宽松的父母纷纷开始“推娃”？这些问题背后的经济学根源究竟是什么？齐利博蒂教授的最新研究深入剖析了育儿背后的经济学逻辑。
在正式演讲前，齐利博蒂教授向王永钦教授及其团队为本书所做的出色的翻译工作表示了感谢。
我们进入了“过度育儿”时代（The
Hyperparenting Age）吗？
齐利博蒂教授通过数据分析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父母在育儿上投入的时间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例如，2012年美国父母平均每周花费在育儿（与孩子交流、玩耍，辅导孩子功课等等）上的时间约为8.5小时，相对于1976年增长了约3.5倍。此外，大量经验事实表明，“直升机育儿”、“铲雪车父母”、“虎妈”等密集型、高强度育儿方式，在过去30多年中变得日益普遍。在这些密集型育儿（IntensiveParenting）模式下，父母不仅是孩子的监督者和保护者，还深度介入孩子的学校生活、娱乐活动以及交友恋爱。这些证据似乎表明我们正在走向一个“过度育儿”时代。然而，事实并非都是如此。齐利博蒂教授通过个人经历和亲身观察发现，不同国家间的育儿方式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在瑞典、瑞士等国家，父母并不会过度干预孩子的成长，他们会给予孩子更多自由的空间。相反，在美国、英国、中国等国家，孩子从小就要面临很强的竞争压力，父母为孩子的教育、升学操碎了心。为什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育儿方式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呢？
育儿背后的经济学逻辑
针对不同育儿方式的选择，现有研究基于不同的学科视角提出多种解释，比如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家庭模式的变迁等等，齐利博蒂教授则从经济学视角对此进行了深入解读。他指出，理解育儿背后的经济学逻辑首先要明确三个问题，即父母的目标是什么？实现最优目标面临的约束条件是什么？如果父母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条件发生改变，他们的行为决策会如何变化？齐利博蒂教授基于经济学分析框架阐释了育儿背后的经济学逻辑。他指出，每一位父母都爱子心切，同时也望子成龙。一方面，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另一方面，他们也期望孩子能及早掌握必备的技能以适应未来的经济环境。因此，对孩子究竟是“放养”还是“推娃”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尽管“推娃”有助于培养孩子的技能、毅力和求胜之心，但是过度“推娃”也会限制孩子独立性和创造力。那么应如何理解不同育儿模式背后的动机呢？
“放养”还是“推娃”？
齐利博蒂教授谈到，现有研究一般将育儿模式分为三类：专制型（Authoritarian）、权威型（Authoritative）和放任型（Permissive）。专制型育儿是指父母从各方面对孩子采取严格控制的教养方式；权威型育儿是指父母试图用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去影响孩子；放任型育儿是指父母给予孩子充分自由的成长空间。20世纪80年代以来，权威型育儿（或称为密集型育儿）模式变得日益普遍。那么与放任型育儿相比，权威型育儿方式是否更有效呢？齐利博蒂教授基于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在美国采取权威型育儿方式的家庭，其孩子的大学完成率最高，并且这一现象在美国亚裔家庭表现更为突出。对英国的调查显示，在权威型育儿的家庭中，孩子在职业上更有可能实现向上的代际流动。此外，韩国学生的PISA测试结果表明，密集型育儿方式下的孩子在数学、阅读和科学等项目上的得分分别高出非密集型育儿家庭的孩子23分、24分和22分。
齐利博蒂教授结合丰富翔实的资料分析指出，社会不平等和教育回报差异等经济因素是导致育儿方式不同的主要原因。从跨国对比来看，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国家（如美国、英国等）更偏向于采取权威型育儿方式，而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如北欧国家）更倾向于采取放任型育儿方式。他以自己曾经做过的一项世界性的价值观调查为例，在这项调查中，研究者让世界各地的父母选择他们认为对孩子最重要的品质。根据父母的选择，研究者将选择“服从”的父母定义为专制型，选择“努力”的父母定义为权威型，选择“想象力和独立性”的父母定义为放任型。研究发现，有90%的中国父母认为努力是对孩子最重要的品质，只有23%的父母认为想象力和独立性是孩子最重要的品质。在俄罗斯、美国等收入不平等程度较大的国家呈现出与中国相似的特征。而在北欧的瑞典，仅有10%的父母认为努力更重要，有60%父母更加看重孩子的想象力和独立性。这一证据也表明，中国父母是很典型的权威型父母。
齐利博蒂教授进一步谈到，在加剧社会不平等的诸多因素中，教育回报的差异对育儿方式的影响尤为突出。教育回报率越高的国家（如土耳其、美国等国）越倾向于采取权威型育儿方式，而教育回报率越低的国家（如瑞典、挪威等国）更偏向于采取放任型育儿方式。教育不平等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中国和美国，优质的教育资源往往集中在少数名校，孩子必须通过竞争激烈的选拔性考试才能进入理想的学校，进而走向通往成功的道路。因此，父母会更多地介入孩子的学校教育，在学业上给孩子施加更大的压力。而在欧洲的一些国家，高校间的教育质量相对平均，教育系统更加平等，父母不必为孩子的教育过度操心。齐利博蒂教授结合中国的高考制度及与高考相关的学区房等热点现象，详细阐述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养育陷阱：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在一国内部，收入不平等加剧导致育儿方式的差异不断拉大，而不同的育儿方式又一步导致社会不平等程度加深，这被称为“养育陷阱”。例如，低收入家庭难以负担各种各样的兴趣班、课外辅导，难以通过高昂的金钱投入为孩子争取优质的教育机会，这使得家庭的不平等向下一代传递，社会流动性降低。齐利博蒂教授指出，在中国的城乡之间，这一问题尤为严峻，很多农村的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这可能会加剧中国城乡间的不平等。
演讲结束后，《经济学人 商论》执行总编辑吴晨对齐利博蒂教授进行了访谈。随后，齐利博蒂教授与现场观众进行了深入互动。在访谈环节，吴晨先生与齐利博蒂教授就密集型育儿方式对孩子个性的影响、父母的教育方式如何适应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发展趋势对学校教育的改变、父母的过度保护是否会降低孩子的创新和冒险精神以及中国是否可以通过一些政策创新来缓解当下的育儿焦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问答环节，齐利博蒂教授也就育儿的代际差异、中日育儿模式的比较、垂直教育与横向教育的对比以及家庭育儿方式对学生贷款的影响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问答环节结束后，主办方举行了简短的新书发布会。《Love,
Money & Parenting》的中译本《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王永钦教授组织翻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生吴娴、鲁敏儿做出了出色的翻译工作。发布会现场，齐利博蒂教授向王永钦教授及其翻译团队为本书所做的翻译工作表示了感谢和赞许，并热情地为慕名而来的读者签名，现场气氛热烈。最后，与会嘉宾一起合影留念，本次活动圆满结束。
撰稿：董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