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4日，第13届东亚六校联合经济研讨会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成功举办，主题为“东亚经济金融与发展”。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议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主办，来自复旦大学、韩国延世大学、悉尼大学、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的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报告了自己的论文，研讨会分为上午和下午两个部分，下午包括两个平行分会场。
研讨会开始，首先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陈钊教授和韩国延世大学Lee DooWo教授致欢迎辞，上午研讨会由悉尼大学David Kim副教授和复旦大学王永钦教授主持。
韩国延世大学的Lee DooWon教授研究了影响国家陷入和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及中国走出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前景。研究发现：陷入中午收入陷阱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政府投资趋动的；而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作用。同时，教育对两类国家的经济也有异质性的影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人力资本没有对经济和收入增长作出显著贡献，而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投资效率低和技术进步速度下滑则可能是未来阻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继续向美国收敛的主要因素。另外，即使存在腐败和管制等制度上的缺陷，仍不妨碍一些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悉尼大学的David Kim副教授研究了中国、美国和商品出口小国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问题。David Kim教授指出：全球商品价格在2005-2011年的显著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动的。而这种商品价格的上升，是否有益于小型开放商品出口国家澳大利亚的经济？研究发现：来自美国GDP增长的正向冲击有益于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提高通胀水平和短期利率及汇率。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通过商品价格的传导来影响实际汇率的变化。相较而言，中国的经济冲击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美国的小很多，而在中美之间，美国GDP增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大于中国GDP增长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陈超然副教授研究了金融、组织与资源误配。陈教授指出，资源误配对TFP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在金融摩擦方面，则主要集中于抵押品限制问题。由于在数据中观察到大企业的金融扭曲更为严重，因此通过将模型中的企业组织内生化，可以使抵押约束对不同规模的企业产生异质性的影响，来体现现实经济中的特征。研究发现：金融摩擦不仅扭曲资本的配置，同时也会扭曲企业的组织。在中国，如果同时去除金融扭曲和组织扭曲，则据估算可以提高16%的劳动生产率；其中，一半的效果来自去除组织扭曲。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Masaya Sakuragawa教授研究了中国房价的增长是否是可持续的、是否存在泡沫；以及中国房价的决定因素，尤其是与银行信贷之间的关系。Masaa教授认为，如果实际GDP增长超过实际利率，那么就会出现资产泡沫；而如果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没有超过GDP的增长，那么泡沫就不会破裂。中国的房价存在泡沫、濒临破灭。与此同时，中国的信贷规模急剧扩张。那么，银行信贷会如何影响房价呢？研究发现：信贷扩张是房价上升的主要因素；且对商用房的影响大于居民住房。
台湾政治大学的Shinn-Shyr Wang教授研究了具有政治关联的风险投资的表现。衡量政治关联程度的变量是持有国家发展基金的股份与风险投资的比例。运用1980-2011年台湾的数据，研究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风险投资有更多的IPO机会。且从中长期投资回报率上看，具有政治关联的风险投资表现更差。其原因在于：具有政治关联时，经理的更换频率不会像在市场竞争环境下那么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生薛笑阳以中国的一项自然实验研究了产业政策如何起作用。这项政策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对目标产业给予信贷优惠；二是，放松相关行业的管制；三是，扶持内资企业。实证研究发现：更多依赖于外部融资的目标行业获益更大；同时，面临发展停滞的目标行业也更多从中受益；此外，更多依赖于R&D的目标行业由于政府进行了风险分担，因此也从中受益更多；但是对于行业集中度已经较高的目标行业，从中受益较少。
平行会场一
下午平行会场一由复旦大学陈钊教授和复旦大学周晶助理教授主持。
韩国延世大学的Jaeok Park教授研究了存在参与成本时的序贯拍卖中的抢先进入问题。这项研究建立了一个信号发送模型来体现具有较强获得拍卖品动力的参与人会较早地进入拍卖。研究的贡献在于：通过一个非常简洁的模型，来反映拍卖中的这种现象。
复旦大学周思力助理教授研究了机构调研对分红决策的影响。由于少数持股人和内部人之间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因此机构通过实地调研来增加其对内部人的监督。研究发现：机构调研会增加分红。同时，有更强分红动机的机构投资者会进行更强的监督。比如，养老基金的投资者就会实施更严格的监督，并促进分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生李蔚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政府直接干预的利与弊。虽然对股票市场的干预在许多国家都存在，但中国股票市场具有投机性强、缺乏经验的散户较多、价格波动较大和成交量较高的特征；而中国政府又将稳定市场和保护中小投资者放在首位，于是就产生了种种干预措施。而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直接介入交易。那么，这种干预是否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研究发现：干预降低了10-17%的交易量，实现了降低市场和股票价格波动；但是，其代价就在于股票价格出现了更多的同步变化。
韩国延世大学学生Jin Seok Park研究了不确定性与住房资产组合选择问题，尤其是微观层面的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和宏观层面的政策不确实性会如何影响住房资产组合选择。运用韩国劳动和收入面板调查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据，研究发现：无论是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确定性，还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都会显著影响个人的住房资产组合选择。
复旦大学周晶助理教授研究了资产泡沫与国外利率冲击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市场。研究建立了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来刻画资产泡沫及国内信贷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摩擦。研究发现：较低的国外利率促进泡沫生成，而国外利率的上升会使资产泡沫破灭。
韩国延世大学学生Chansik Yoon研究了国际财政-金融溢出问题，尤其是财政冲击对跨境银行借贷的影响。研究发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导致跨境银行借贷显著上升，而且这种影响在收入冲击中比支出冲击中更大。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一个主要的影响渠道。同时，溢出效应呈现出非线性的趋势，即在衰退时期更强。
复旦大学王永钦教授研究了GDP增长目标的经济学。中国为何要设定GDP增长目标？原因有二：一是，便于中央政府评估地方政府的表现；二是，向市场释放关于经济基本面的信号。而这又是为什么？因为市场是不完全的。通过设定GDP增长目标可以协调经济活动。那么，两个因素的相对大小是如何决定的？其取决于评估强度和地方政府赋予公共信息的权重。因此，增长目标与中央政府的私人信息的相对水平取决于“评估效应”与“信息效应”的相对水平。同时，政府对经济增长的GDP目标赋予的权重的影响，也取决于评估效应与信息效应的相对大小。而地方政府的私人信息的准确性会降低中央政府设定的GDP增长目标；相反，中央政府的私人信息的准确性会提高GDP增长目标。如果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越激烈，那么中央政府制定的GDP增长目标也会越高。
平行会场二
平行会场二由新加坡国立大学Chia Ngee Choon副教授和台湾政治大学Wen-Chieh Lee教授主持。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Chia Ngee Choon副教授指出传统的收入替代率计算忽略了租房成本，而这部分支出却占据了退休人员总支出的37%。在新加坡55岁以上的人群中，80%都拥有住房，因而以往的收入替代率低估了退休人群所需的现金比例。在对收入转换率进行重新核算后，研究发现新加坡的收入转换率会上升5%-15%。
来自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Leran Wang博士以瑞典政府的养老金项目为例指出在制定“养老金账户”回报率时，仅仅考虑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和经济发展状况是不够的。通过构建两期的OLG模型，研究发现账面回报率的上升可以提高生育率；其次，生育率和工资率又同时决定最优的收益率水平，而在经济向稳态靠拢时，社会福利可以得到改善。
经济周期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来自延世大学的Choi, Sangyup教授通过结构VAR模型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对技术冲击的影响较发达国家更小，这主要是源于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中生活性支出的比例更高，工作时间更长，因而冲击的效果更小，这些都是既有理论无法解释的。
政治周期理论认为民主程度会影响政府财政政策的偏好，来自延世大学的学生Koh, Kyung Woong同时考虑了政府的民主程度和执政党类型对财政政策的影响。通过既有数据对以上两因素指标化后，实证结果表明民主的政府和左翼的党派都倾向于更高的政府支出。而在独裁的国家，财政支出在选举结束后存在明显的下降趋势。
来自台湾政治大学的Wen-Chieh Lee教授关注了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早在2007年便制定了中期和长期的新能源发展计划，那么目前中国的能源效率利用情况是怎样的？能源的错配程度如何？通过构建能源利用效率错配的指标，结合火力、风力和水力能源数据，研究发现在上述三种能源生产中均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现象。之后作者也提出将通过季度数据和工厂、产品级别的数据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
澳大利亚在2010年开始公布每个学校的国家统一考试成绩，这样的透明化政策会对不同类型学校的教学效果带来怎样的影响？悉尼大学的Tim Fisher副教授利用该政策对政府主导，教会主导以及私立学校的不同冲击，通过双重差分的方法发现政府主导型学校三年级和七年级学生的读写成绩显著上升，私立学校三年级和五年级学生的数学和读写成绩也均有上升。
延世大学学生Jeong Won Ko指出2010-2015年期间澳大利亚的老龄人口增加了20%，同时这些老年人的离婚率也在持续上涨。利用断点回归的方法，研究发现退休的老年人更容易离婚，而这种现象在女方的教育水平高于男方的情况下更加普遍,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女性的高学历违反了固有的性别认知范式。
在研讨会上，与会师生积极提问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研讨会最后，韩国延世大学Lee DooWon教授、复旦大学陈钊教授和王永钦教授分别进行了总结发言，大家纷纷表示非常期待下一届东亚六学联合经济研讨会的举行。
撰稿人：张卓韧；申洋；朱红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