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3日，第17期RICE-CCES“中国大问题”讲堂在复旦大学谢希德报告厅成功举办。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会会长易纲为全校师生带来题为“数字人民币的理论与实践”的主旨演讲。本次活动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智库）和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众多师生、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现场座无虚席。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担任主持。演讲正式开始前，张军教授全面回顾了易纲对经济学理论发展以及任职中国人民银行以来的重要贡献。易纲早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担任终身教职。1994年，他与林毅夫、张维迎等知名经济学家共同发起并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7年易纲加入中国人民银行，历任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央行副行长等职务，2018到2023年担任央行行长。易纲有一系列重要的中英文著作，也有大量学术成果也发表于国内外顶级学术期刊。在代表作《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中，易纲对中国经济货币化的进程作出了独到且重要的阐释。
在演讲中，易纲分三部分阐述数字人民币的理论与实践。他首先从货币史的视角理解数字人民币的源起，然后讨论数字人民币的理论体系，最后介绍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和应用。
1.从货币发展历史的视角看数字人民币
我国数千年文明史上，出现了多次货币变革，而每一次货币形态的变化都是由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所推动的，数字人民币也不例外。金属货币主导了几千年的人类货币史，历史上金银主要用于统治者收税和富商储藏财富，可用于大宗交易，大数用金银，但基本上没有以官方形式正式铸造用于流通的金银币。明朝时期，随着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我国逐步形成“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以白银为核心的货币体系。
为什么金属货币能够在几千年的人类货币史上占主导地位呢？易纲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贵金属货币本身具有较高的价值，天然的就是最好的作为货币的商品，用作支付、价值储藏，持有者心里非常踏实。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币值稳定问题。《人民银行法》也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过去多年我国也没有出现过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币保持了稳定购买力。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储户在银行里有存款，在微信、支付宝账户里面有余额，但还是会有提现的需求，即对现金的提现需求。
易纲进一步指出，提现的需求，是储户的合法权益，任何时候都要予以保障。数字人民币是在现金以外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提现的途径，可以把银行存款转成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同样是央行的负债，央行有兑付的义务，与现金的安全性等同。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现金交易的比例可能越来越少，许多人现在出门可能都不带现金了，拿个手机就能支付了，在这种环境下，储户还是要有一个提现的选择，数字人民币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2.数字人民币的理论体系
易纲详细论述了数字人民币的理论体系和整体框架。他指出，数字人民币是中国的数字货币，这里数字货币特指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也就是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不包括比特币等非中央银行发行的加密货币。CBDC在法律含义上与法币完全等同，背后同样是国家信用。从概念上讲，数字人民币是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与实物人民币1：1兑换，共同构成法定货币体系，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支持可控匿名。
人们普遍关心，为什么要研发数字人民币？易纲提出，一是可以提高货币发行和央行支付系统的效率，二是可以为我们的支付系统提供一个备份，三是能够促进普惠金融和一些特殊群体、特定场合的交易。最主要的还是第三个方面，即服务人民群众，支持实体经济，改善营商环境。我国的金融服务普惠性很高，老百姓银行开户比例相当高，但仍有传统金融服务覆盖不到的人群，数字人民币可以进一步覆盖。特殊群体包括老年人、残疾人、短期来华人士等开立银行账户不便的群体；特定场合主要指需要通过智能合约管理的交易，比如灾后重建、医保支出等，需要通过智能合约追踪资金流向。类似地还有在对外贸易交易和保险保障中，需要定位货物的流动，并与资金流进行匹配。上述情形用数字货币的智能合约管理更加有效。
理解数字人民币的一个切入点是数字人民币以币串（token）体现价值，而且价值基于物权。即不管是通过哪一种电子钱包，用户A把数字人民币支付给B，这笔数字人民币的所有权就从A转移给B。物权转移非常符合直觉，占有即所有。
“价值基于物权”关系到数字货币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国际上讨论的也比较多，有一个比较时髦的理论，认为将来数字货币应该是一种代币化存款，即tokenized deposit。对此，易纲指出，中国数字人民币选择的方向是价值基于物权，跟黄金白银和现钞一样，遵循占有即所有的规则。但与此同时，数字人民币还可以同银行账户松耦合，松耦合就是数字人民币可以基于银行账户，也可以不基于银行账户而仅是基于物权。从这个角度讲，数字人民币横跨了币串和存款，横跨了物权和银行存款这两方面的属性，这是理解数字人民币的一个重要方面。
数字人民币聚焦于支付功能。在数字货币的讨论中，还有一个热点问题，就是中央银行要开发的数字货币是一个零售型数字货币，还是一个批发型数字货币。易纲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数字人民币白皮书上明确提出，中国要走零售数字货币的道路。在零售方向上，中国最终要把数字人民币打造成通用型支付工具。不过，现在微信、支付宝还有其他电子支付手段都非常方便了，为什么还要研发数字人民币？对此，易纲认为，数字人民币跟微信、支付宝并不矛盾，也不是替代关系。此前微信和支付宝是基于银行账户的，上面流转的资金是银行账户中的存款，在数字人民币开发以后，微信、支付宝中流转的资金也完全可以是数字人民币，银行账户存款和数字人民币都可以用于电子支付。
数字人民币坚持三个原则。易纲指出，人民银行发表的白皮书强调了数字人民币的三个原则。一是人民性，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二是市场化，尽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挤出原来市场的服务，以市场化的方式来提供数字人民币服务。三是法治化，包括个人隐私保护，依法对产权、物权保护等等。易纲特别强调，法制化原则下，数字人民币通过可控匿名的方式，实现隐私保护和合规性之间的平衡。并且，相关工作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大额及可疑交易报告等要求，并在内控上设防火墙，个人信息要严格保密，不能外泄。在对大数据进行分析时，会滤掉敏感的个人信息，比如姓名和其他信息以后，再进行处理，此时看到大数据的分析结果，并不能够追溯到原来的个人敏感信息。
数字人民币在具体运营中采用双层架构，第一层是人民银行向运营机构发行数字人民币，这里的运营机构包括国有大行，也包括微信、支付宝和三大移动运营商等；第二层是这些运营机构再向居民和企业提供数字人民币服务。在这样一个双层体系下，中央银行不直接向个人和企业提供服务，从而不改变原来的金融服务模式。原来居民在哪家银行开户还可以继续在这家银行开数字人民币账户，原来用支付宝、微信，现在还可以继续通过支付宝、微信来使用数字人民币。在不改变原来服务模式的前提下，数字人民币可以穿透到个人使用和零售环节。
易纲进一步指出，在双层运营体系下，中国仍坚持中央银行的中心化管理模式，但并不排斥在第二层由运营机构采取区块链或者分布式架构，为其客户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数字人民币采取央行中心化管理，并不意味着央行要掌握所有的交易信息和个人信息。事实上，大多数客户和交易信息存在各金融服务提供商那里，只有最小和必要的重要信息是中心化、集中到央行的。
易纲认为，双层运营架构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坚持市场化方向，对所有可能的技术路线持开放的态度。市场机构的工作人员创造性、积极性很强，服务质量比较高，对所有的技术路线和服务形式，比如说钱包的形式，服务的方式，结算、抵押、担保等安排，都可以提出很好的建议，我们在这些方面都尊重市场的创造力，并不规定一定要走某个特定技术路线，而是制定一个统一标准，遵循一定的原则，维护一个最底线的法律框架。市场机构在这个框架内可以充分发挥创造力，为老百姓服务。
易纲着重指出，双层运营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是最小的，因为它基本上不改变现有的金融市场格局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国际和国内数字货币研究中有一个热门概念，即狭义银行。狭义银行就是实现100%准备金都交给中央银行的银行体系。我们现在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平均在7%左右，而这一比例如果提高到100%，就是狭义银行。我国对支付机构备付金的管理是狭义银行的一个成功案例。2016年，人民银行请示国务院，明确了管理方向，并于2018年7月开始，要求支付机构把50%的备付金存在中央银行，此后比例逐步调升，2019年初最终提高至100%。目前，支付机构把客户的钱100%存在中央银行，有利于规范市场竞争，更有利于保护老百姓的资金安全。
一个常见的担心是，在狭义银行框架下，所有的钱都存到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无法进行货币创造，货币乘数也就下降到1了。易纲指出，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货币乘数是货币总量相较于基础货币的倍数，其中基础货币等于流通中的现金加上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截至2023年末，中国现金差不多有11至12万亿，准备金有20多万亿，加在一起基础货币现在差不多35万亿，2万亿支付机构备付金，只占35万亿基础货币的6%，占290万亿是广义货币M2的比例更低。而我们将近290万亿的M2，相较于35万亿多的基础货币，中国的货币乘数还有8倍左右。这是因为人民银行对银行系统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要求平均是7%左右，而银行存款规模远超支付机构备付金的规模，即使对支付机构备付金要求100%的准备金率，也并没有对中国的货币乘数和货币供给结构产生明显的影响。
在设计数字人民币过程中，人民银行还特别注意防止出现金融脱媒的情况。金融脱媒指的是老百姓把在商业银行的存款都转换成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商业银行的金融中介职能因此失效。易纲指出，人民银行的应对方案是实行双层运营结构，不改变现有的金融服务格局，老百姓享受服务模式不变，各金融机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充分竞争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而不是让央行包打天下。另外，对数字人民币钱包也设置了一些规则，包括对交易限额实行限制，再比如数字人民币可以和银行账户松耦合，和银行账户存款相通，随用随补充，支付时余额不够可自动提取存款，以进一步避免老百姓把钱都转到中央银行。再者，存款保险制度也非常重要。按照存款保险条例，如果银行破产的话，存款人存款的最高赔付限额是50万人民币，但在实际操作中，对老百姓存款的保护水平远高于50万。如果说央行的现金，其安全程度是99.9%（这里不说100%主要是有一些防伪的考虑），那么存款保险等制度安排，可以使老百姓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可靠性也达到接近现金的水平，也是非常可靠的。这也是避免金融脱媒的一个重要方面。
3.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和应用
易纲介绍了数字人民币近年来的试点和应用实践。人民银行从2014年开始研发数字人民币，2019年开始第一批试点，2020年进行第二批试点，2021年发表白皮书，2022年发布数字人民币APP，亮相北京冬奥会，并安排更多城市加入试点。截至2023年末，数字人民币钱包里的余额达250亿，累计支持交易额近5.2万亿，交易笔数14.2亿笔，个人钱包有1.5亿个。虽然数字人民币的余额与货币总量相比很小，但它支持的交易量还是比较可观的，其流转效率比较高。
另外，数字人民币提供多种类型的钱包供大家选择。首先就是根据不同金额设置不同等级的钱包，每一类钱包的客户身份识别强度不同，兼顾了隐私保护和合规性，此外还有基于手机app的软钱包，或者类似储值卡的硬钱包等等。数字人民币还支持无线或者是无电支付，并可搭载智能合约，满足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在C端对老百姓服务、B端对企业服务以及G端对政府服务多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数字人民币还有力支持了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我们有很多激励机制可以用数字人民币支持绿色低碳转型。
跨境使用是数字货币研究和实践的另一个焦点领域。易纲指出，数字人民币在跨境使用方面，也遵循国际上通行的三原则：无损、合规、互通。在跨境合作中，人民银行尊重其他央行的货币主权与货币政策独立性，严守相关国家的法律和外汇管理等相关规定，并避免货币替代情况的出现。在此基础上，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宣布联合发起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研究项目。与数字人民币在国内的制度安排不同，货币桥项目主要是基于分布式和区块链架构。各个参加地区的央行可以批准它所辖地的商业银行参与货币桥，只要遵循有关规则就可以加入货币桥的区块链系统，这样各个商业机构之间的数字货币划转和支付就可以更加便利。
除货币桥外，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还建立了数字货币的双边跨境合作。人民银行和香港金管局现在有一个分布式账本技术（DLT）系统，这个账本实现了内地银行和香港银行的数字货币跨境支付。比如内地的客户要支付给香港客户数字人民币，其数字人民币从内地银行到达香港银行以后可以转换成数字港币，也可以存在香港银行的数字人民币账户中，实现了方便快捷的数字货币跨境支付业务。
问答与总结
演讲结束后的提问环节，易纲回应了现场观众的问题，探讨了中国跨境支付与全球支付网络的关系、数字人民币如何影响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货币创造机制的演进等问题，精彩的洞见赢得了阵阵掌声。
最后，张军院长做了总结发言并指出，易纲的精彩演讲有助于学界和业界充分了解央行的数字人民币理论与实践，更有助于各国央行、金融监管机构和资本市场加深对数字人民币体系的信心。他期待中国金融学会与复旦大学未来形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对数字人民币和中国货币政策的深入研究。
撰稿 I 石烁 尚庆宇
摄影 | 李国徽
编辑 | 朱红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