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4日，中国大问题讲堂第2期《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中国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功举行。讲堂由南开大学中国APEC研究院盛斌教授主讲，吴建峰老师主持，张军教授、程大中教授、袁堂军教授、陈钊教授嘉宾出席。
吴建峰老师首先为我们介绍了本次讲堂的背景。11月5日于北京开幕的APEC峰会旨在共建亚太伙伴关系，有三个主题，一个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一个是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还有一个是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和基础建设。北京非常重视本次APEC峰会，其中的重要背景在于，美国推动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旨在孤立中国，而这次中国政府这么重视北京APEC峰会正是想冲破这个孤立，这是中美两国通过不同的合作组织也是战略性的较量。同时，这次APEC峰会受到很大关注还有一个原因是美日两国首脑也抵京，在最近中国周边邻国关系趋紧的情况下，中美、中日两国不会有这样的峰会。借助这样的背景，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和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很荣幸邀请到南开大学的教授，国内唯一APEC研究院的院长盛斌教授为我们剖析国际政治视角下的中国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随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介绍了CCES与RICE智库的发展情况和往年中国大讲堂的主题，感谢了盛教授、程教授、袁教授的到场，讲堂正式开始。
盛斌教授首先解析了本次APEC会议的三大主题，首先是FPAP问题，盛教授认为这是本次峰会的重点和亮点，此概念在07年峰会曾经提出过，但因种种问题和纷争被一度搁置，本次正是要激活这个概念。第二个在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的网络发展很迅速，比其他的地方发展更快，而且显示出非常重要的格局和特点。第三个是，区域贸易协议和多边贸易体制WTO之间的关系，盛老师认为现在要构建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但是这在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很难解决，而是要依靠区域贸易协议。
随后，盛教授谈到了当前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特点。第一，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其他区域一体化相比有一个重要、很好的基础，就是市场驱动，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夯实这样的基础，把它向制度一体化转变。第二，亚太地区的一体化的特点，就是方案和路径众多纷争，但是缺乏一致性。第三，亚太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案虽然众多，但是缺乏目标和战略一致的领导核心，且在大国间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特别是缺乏FTA。第四，这些亚太国家之间经贸的合作，经常受到政治、外交、安全因素的干扰。
结合以上内容，盛教授接着谈到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国关系和角色分析。主要涉及美国、日本、东盟、中国等经济体。首先，就美国来说，结合APEC的发展历史，盛教授认为其意在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指导，为美国商业利益服务的区域性的、高质量、高标准的FTA协议，但由于奥巴马的执政方针以及寻求贸易自由的协定在国内的支持度不如以往，其在推进FTA建设时也遇到诸多问题。第二，盛教授结合日本对外贸易产品结构的特点分析了日本对EPA的推进以及在TPP中与美国的互动情况。第三，针对东盟，盛教授认为RCEP成功强化了其在亚太区域中的功能性的核心地位。第四，盛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签署、执行的有12个FTA，涉及20个国家，还有6个FTA涉及22个国家的还在谈判，这当中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就是东盟，因为它最成熟，建设时间最长，也最深入，我们签了商品、服务的，还有投资。相对而言，与发达国家签的FTA则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实验意义。他认为，中国的FTA特点可简单归结为：（1） 不是一个纯的经贸投资协议；（2）中国FTA伙伴的选择有明显的地区代表；（3）FTA数量不低但其贸易量影响力相对有限；（4）中国的FTA、RTA没有模板比较灵活，比较循序渐进；（5）中国FTA的版本质量、标准是比较低的，对新规则的覆盖率、执行率比较低；（6）我国开始注重能力建设，用它支撑FTA。中国目前对构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工作重心应放在RCEP上，因为它最符合中国利益，最符合中国渐进式的考虑，也能够符合中国国内自由化、国内根治改革的承受力。
此外，盛斌教授针对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前景给出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个是非常广义的在宏观上的国际、国内背景，世界经济形势的恢复应该是有利于亚太地区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能够注入到更多的红利。第二个是大国关系和它的较量，特别是中美之间，领导权、参与权、管理权等方面的较量，不怕有冲突、有矛盾，就怕双方都不知道，去猜，这样会引起很大的误解、敌意。第三个，要看各种区域当中一体化路径、未来发展的情况。
最后的嘉宾互动环节，程大中教授向盛斌教授提出了三个疑问：WTO和FTA的关系；中国到底跟谁建立FTA的问题最符合自己的利益；GBC正在催生国际贸易新规则，GBC框架下的全球经贸领域的新规则，最有可能从FTA上诞生，不可能从WTO诞生，不知道这样的观察是否符合事实。袁堂军教授则提出中国现在推价值链的区域合作，能不能赶上美日布的下一局，怎么样逼近、缩短这个追赶时间？对此，盛斌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现有的货物、服务、一部分知识产权，WTO现有规则还是起到很大的管理作用，这些规则对于发达国家仍然是有用的一个平台，需要做的是加强对它的执行，而对未来起到非常重要的新领域、新纪律，在WTO目前不能推进的，就要在TPP这里面谈，所以是两手，老的一手抓住，执法，第二手酝酿。中国建立FTA更多从经贸战略考虑，而且是作为广义上的经济外交战略的实施。全球价值链和新规则的关系，毫无疑问是非常紧密的，贸易投资新规则的理论和现实发展基础其实就是全球价值链，因为全球价值链改变了全球贸易的模式，也改变了商业业态。他认为，我们要注重贸易投资新规则给我们改革带来的改革效益远远大于常规的福利效益，加入TPP、TPIP或者我们自主的来实行这些改革，无异于二次入世。政府体制改革、新的FTA、上海自贸区等等这些都是新的，一方面可以为改革提供新的参照物、新的蓝图，第二可以帮助政府战胜利益集团。最后一个很重要是可以塑造未来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