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31日，由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大问题”讲堂、复旦大学RICE—CCES季度讲坛第一讲在复旦大学逸夫科技楼多功能厅举行。本讲的主题为“历史疑难，还是体制之困？—中国大问题之‘医患矛盾’讨论”。邀请到来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蔡江南教授和上海市第一妇幼保健院的龚晓明医生进行主题演讲。张军教授、章元教授、陈钊教授、陈诗一教授、寇宗来教授、周伟林副教授、张晏副教授、章奇副教授、李婷博士和吴建峰博士出席了本次讨论会。本次讨论会由吴建峰博士主持，各位老师和学生就医患矛盾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蔡江南教授提出了“一个矛盾”和“两个后果”。他认为，中国的医疗出现这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政府财政投入不够，而是医疗资源的行政化垄断和医疗资源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行政化垄断包括：第一，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控制，公立医院在实际服务量上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第二，医院对于医务人员、医生、药品、检查的控制，国家政府控制了公立医院也就控制了所有的医疗资源。那么，政府是怎么实现对公立医院和医疗资源的控制的呢？主要通过七个政策工具：市场准入、规划、评级（包括对医院和对医生的评级）、编制、科研经费、社会医保和定价。在行政化体制下，医院属于政府行政部门，而且医院资源只能对本院医生开放，医生只能属于这个医院。而所谓社会化，就是医院不隶属于任何部门，它的设备、设施向社会开放，给签约的医生使用，而医生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可以和多家医院签约。
这个矛盾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医患矛盾，具体表现为医疗资源和服务的倒金字塔状况加剧和医生的短缺、浪费现象加剧。倒金字塔状况指的是医院越来越大，人拼命往三级医院涌。这跟看病难、看病贵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到基层看病是最方便、不贵，到三甲医院看病一定是难、一定是贵。第二个后果是医生的质量参差不齐，这是因为临床教育的不均等。国外是有在非常好的有临床资质的医院受训练，中国读了本科以后，你分到协和医院就得到协和的临床教育资源，分到社区医院就是社区水平。医患矛盾的核心问题就是医生，没有好的医生，人均GDP达到6000元以后，对医疗健康的需求极度增长，但是最后没有人给患者看病了，这个矛盾亟需解决。
接下来，来自上海市第一妇幼保健院、中国妇产科网的创始人龚晓明医生发表了对医患矛盾的看法。他认为医疗行业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医学生毕业之后的再教育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关系到医生的质量。其次，医院的服务一直没有改善，医生的行政化导致很多医生缺乏服务精神。同时医疗行业还有其特殊性，医疗当中有很多未知数和不可确定性，诊断失误、处理失误的情况会经常发生，这个情况和别的行业不大一样。第三，公立医院没有把病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公立医院在管理上价格是控制的，人是受上面行政部门领导的，所以价格提高不上去了，只能通过红包这些灰色收入来补偿，为了追求一些量，为了追求一些指标，有的时候就把不该做的手术也做了。公立医院不应该把工作量作为服务指标，这会促使医院很多行为上走向趋利性。第四，关于医疗责任的保险机制和法律体系还不完善，这是导致暴力的直接原因，医生和患者的权益都得不到有效保障。
主题报告结束后，两位嘉宾和李婷博士一起，与现场的老师、学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流。陈钊教授和寇宗来教授认为医患矛盾的产生是医生服务价格和药品价格机制缺失的结构问题导致的。章奇副教授认为医患矛盾之所以会出现暴力现象不能全部归结为体制问题，主要还是和患者的体验以及医生在社会上处于弱势有关。蔡江南教授和龚晓明医生进一步指出，我们国家很多医疗卫生政策都是违背经济学规律的，医生资源的稀缺和服务价格的低廉是矛盾的，正因如此，才会有收红包的问题和过度用药、过度医疗的问题。李婷博士认为，虽然我们主张医疗的市场化，但是很多事情仍然需要政府去做，比如培训医生、医疗保障、调整医疗行业中的非对称性，监管医院而不是直接经营。大部分学者老师都认为医疗要由市场、社会发挥主导作用，政府起支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