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2日下午，第768期“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行。本次讲座由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丁雅文老师主讲，报告题目为“Relocation and Marital Stability: 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Relocation Program in China”。讲座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章元老师主持，学院部分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报告围绕人口空间流动如何影响婚姻稳定展开。既有关于空间流动和发展政策的研究，主要关注搬迁对就业、收入、健康、教育和代际流动的影响。丁老师进一步提出，家庭并不只是承载这些政策效果的固定单位。搬迁在改变家庭所处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同时，也可能改变家庭成员的外部机会、婚姻市场以及夫妻关系，从而影响家庭本身的稳定性。
研究以中国大规模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为背景。2016年至2020年间，全国超过960万农村居民从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和发展机会有限的地区迁往新建安置社区，覆盖22个省份和1386个县。该政策不仅改变了居民的居住地点，也改善了公共服务、非农就业机会和技能培训条件。不同地区搬迁时间存在差异，这为识别搬迁对家庭关系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准实验环境。论文利用2016年至2021年的四轮追踪调查数据，并结合政策分期推进形成的时间差异，考察搬迁前后婚姻状态的变化。
研究发现，搬迁显著提高了离婚概率。在户主样本中，基准估计显示搬迁使离婚概率提高约1.9个百分点，相当于搬迁前平均离婚率的约61%。这一结果在加入个体特征、迁出村固定效应、安置点固定效应以及更严格的时间和地区控制后仍然存在。进一步扩大样本后，结果同样表明搬迁提高了婚姻解体的可能性。研究因此指出，空间流动带来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层面，也会进入家庭内部并改变婚姻关系。
为解释这一结果，丁老师在双边婚姻匹配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分析框架。当离婚后的外部选择价值超过维持现有婚姻所带来的婚姻剩余时，婚姻关系更可能终止。搬迁可能通过三条渠道改变这一权衡。第一，新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女性的经济独立性，从而改善其离开婚姻后的外部选择。第二，搬迁扩大了居民接触潜在婚姻对象的范围，提高了替代性匹配机会的价值。第三，搬迁后的就业和生活安排可能增加夫妻分离，从而降低维持现有婚姻的收益。研究中的机制检验与这三种渠道总体一致。
这一研究也拓展了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理解。以往研究往往将家庭视为一个整体，考察搬迁后家庭收入、人力资本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丁老师的研究则强调，空间政策还可能重新塑造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居民获得新的经济和社会机会后，家庭内部的议价地位以及婚姻市场中的外部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在评价大规模人口搬迁和空间流动政策时，婚姻稳定和家庭结构同样是值得关注的调整维度。
在随后的提问与讨论环节，与会师生围绕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识别策略、搬迁时间的内生性、婚姻状态的测量、女性就业与经济独立机制，以及搬迁对家庭内部关系的长期影响等问题，与丁老师进行了深入交流。本次讲座将发展经济学中的空间流动问题与家庭经济学、婚姻市场理论相结合，为理解人口流动如何改变家庭决策和家庭结构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评估大规模搬迁政策的社会影响带来了有益启发。
文/钟岳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