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9日下午，第765期“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谷一桢老师主讲，报告题目为“The Spatial Effects of Labor Mobility Restrictions: Evidence from the Shenzhen Wall”。讲座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王之老师主持，学院部分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报告围绕城市内部劳动力流动限制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配置展开。谷老师以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即论文中所称的“深圳墙”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一曾经分隔深圳经济特区与非特区区域的制度性边界，如何通过提高跨边界通勤成本，影响企业选址、就业分布与城市空间结构。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边界不同，深圳墙在较长时期内通过检查站、边防证、路线绕行和排队查验等方式，实际提高了居民在特区内外之间通勤和流动的成本，从而为研究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分割提供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场景。
在实证分析中，论文结合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经济普查数据、百度地图通勤流数据以及多类地理空间数据，构建高精度网格层面的企业进入、就业和通勤指标。研究采用空间断点回归设计，比较深圳墙两侧邻近区域的企业进入和就业差异。结果显示，在靠近原特区管理线的区域，企业进入和就业规模在非特区一侧出现显著上升。也就是说，尽管特区内部曾享有税收、土地、外贸和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政策优势，但在深圳墙附近，更多企业反而选择布局在墙外一侧。
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劳动力摩擦导致了这一空间不连续性。对于位于特区内部的企业而言，雇佣来自墙外的大量劳动者需要面对更高的通勤摩擦和制度性流动成本；而位于墙外的企业则能够更便利地接近本地劳动力。论文发现，跨墙通勤流量相较于同侧通勤明显下降，并且企业进入的空间跳跃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为突出。这说明，深圳墙并非只是一个地理或行政边界，而是通过改变企业对劳动力市场的可达性，影响了企业的空间选址决策。
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构建了包含双边通勤摩擦的量化空间均衡模型，用以评估深圳墙对城市整体经济空间配置的影响。模型将深圳墙刻画为跨边界居住地—工作地组合所面临的额外通勤成本，并利用2024年深圳的居住、就业、通勤和价格数据进行校准。反事实分析显示，如果在今天的深圳重新引入类似深圳墙的通勤摩擦，城市整体人口将出现净流出，跨边界通勤显著下降，更多居民会选择在边界同侧居住和工作。同时，墙两侧的就业均会受到影响，但特区内部受到的劳动力供给冲击更大，工资上升也更明显。此外，集聚外部性将进一步放大劳动力市场分割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随后的提问与讨论环节，与会师生围绕空间断点设计的识别假设、深圳墙历史制度背景、企业选址机制、通勤数据使用以及定量空间模型的设定等问题，与谷老师进行了深入交流。本次讲座从城市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揭示了城市内部流动限制对企业布局、劳动力市场整合和空间资源配置的长期影响，也为理解地方政策边界、城市一体化与空间错配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见解。
文/钟岳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