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3日下午，第752期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710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来自香港大学的刘学文教授主讲，报告题目为“When to Push? Market Force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the Optimal Timing of Industrial Policy”。讲座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王永钦老师主持，复旦大学陈登科老师、中山大学刘岩老师等校内外老师参与讨论。此外，部分博士研究生和本科生也参与了此次讲座。
刘学文教授开篇点明了研究的动机：中国的产业政策强调“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以及“因势利导”的政策理念，但现有研究并没有为这些问题提供正式的研究框架。刘教授的研究尝试回答核心问题：政府应该在何时采用产业政策（政府应该在何时干预）？扩展了发展经济学经典的“big push”框架，并与林毅夫老师、王勇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对话。
刘学文教授指出，由要素价格变化、技术进步或需求转移驱动的市场演化会逐步提升一项技术的私人竞争力，但由于采纳外部性的存在，只有当总采纳量超过临界规模后，生产率才会显著提升。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补贴来推动采纳从而跨越这一门槛。但政策制定者面临一个动态权衡：干预太早会产生高昂的市场扭曲成本，干预太晚则可能错失福利改善的机会。因此，存在一个最优的政策干预窗口。
为系统分析产业政策的最优时机，刘教授构建了一个循序渐进的理论框架。他将产品分为用旧技术生产与用新技术生产的两类产品，并基于对产品的供求关系依次建立了农业生产的静态模型、动态模型和引入制造业的一般均衡模型。静态模型为理解市场演化与政府推动如何影响新技术产品的供给提供了基准框架，指出了采纳外部性与政府推动分别怎样发挥作用，以及在不同时期进行政府推动的福利影响。动态模型则引入了耐久性产品，进一步揭示了政府推动的重要性：在动态框架下，如果没有政府推动，经济可能被困（trap）在低水平均衡。一般均衡模型进一步引入制造业部门，将要素价格、折旧率等因素内生化。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关于政府干预的核心结论仍然稳健，该框架进一步阐明了工业化与农业机械化之间如何互相作用(feed back loop)。
刘学文教授利用中国农业机械化（1979—2020年）的长期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在这一时期，资本密集型的拖拉机逐渐取代了劳动密集型的耕牛。研究指出，市场力量——特别是资本对劳动相对价格的持续下降——是驱动初期转型的主导因素；而政府于2004年推出的定向补贴则显著加速了跨越临界点的进程。文章指出，这一过程中的核心外部性来源是土地兼并(land consolidation)，兼并可以促进规模化生产，带来生产率提升，农业补贴则可以促进这一过程。文章认为，农业补贴推动了约百分之二十的机械化，并带来了可观的福利收益，社会福利超过了成本的60%-85%。反事实结果显示，如果补贴提前10年，会导致净福利损失，如果延迟十年，则会放弃40%的收益。此外，刘学文教授从决策部门对生产率提高的重视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对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逻辑的思考。
讲座互动环节，与会师生围绕模型的适用范围、外部性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市场解决方案、农业机械化的时代背景、农户的行为逻辑等问题，与刘学文教授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在讲座的最后，王永钦教授对刘学文教授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为在场的同学介绍了刘教授的研究与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市场失灵理论的关联，分享了哈特等知名学者做研究的理念与方法，并结合自己对于中国经济运行的逻辑的思考为在场的博士生如何做好中国研究提供了系列建议。
文/易管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