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5日下午，第742期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在经济学院710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来自香港大学的郭乃嘉老师，报告题目为“Migration Restrictions and the Migrant-Native Wage Gap: The Role of Wage Setting and Sorting”。讲座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奚锡灿老师主持，陈钊老师、部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参与了此次讲座。
郭老师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世界范围内，每七人中就有一名移民。而在中国的大城市中，超过一半的居民并非在本地出生。尽管如此，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普遍存在显著的工资差距。在中国，这种差距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户籍制度不仅限制了劳动力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也使得部分企业在招聘和支付工资时具有选择性，从而可能形成对外来劳动力的不平等待遇。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教育、技能或行业差异，而对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互动机制关注较少。郭老师的研究利用中国某大型城市的雇主—雇员匹配面板数据（2006–2014），结合户籍配额政策变化，探讨制度性迁移限制如何通过工资设定与劳动力分配影响工资差距：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工资差距由哪些因素驱动？户籍配额的收紧如何影响工资设定与劳动力匹配？研究采用了AKM模型（Abowd–Kramarz–Margolis）及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将工资差距拆解为三个部分：个体效应：反映劳动者可观测与不可观测技能差异；工资设定效应（wage setting）：同一企业内对同等技能工人的差别支付；排序效应（sorting）：不同类型劳动者进入不同企业的倾向差异。实证结果显示，外来劳动力平均工资比本地工人高13个百分点，但若控制技能差异后，存在约9个百分点的工资惩罚，其中约4个百分点源于工资设定差异，另4个百分点来自于企业匹配差异。2011年，该市政府将户籍配额削减约40%，并进一步向公共部门倾斜。郭老师利用这一政策变化构建准自然实验，发现户籍配额收紧后，外来劳动力相对于本地工人的工资平均上升约5.3%，其中工资设定效应提高了约4.3个百分点，尤其在私营企业、年轻及高技能群体中更为显著。另一方面，排序效应下降了约2.3个百分点，表现为高技能青年外来工人更倾向进入拥有户籍指标但生产率较低的公共部门。研究表明，户籍制度不仅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差距，也扭曲了企业用工结构和资源配置。第一，户籍配额的减少削弱了企业在外来劳动力招聘中的垄断势力，促使工资差距缩小。第二，高技能和年轻移民在面对户籍机会时表现出更高的“支付意愿”，导致他们向公共部门集中，从而可能加剧了生产率的错配。第三，研究估算，获得一个户籍指标的隐含价值相当于工人年收入的73%，累计价值可达年薪的两到三倍，显示出其对劳动者决策的巨大影响。总体而言，当前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与效率损失。若能将户籍指标分配向高生产率部门或企业，将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缩小工资差距，并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在讲座过程中，与会师生与主讲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文/张卓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