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主任陈抗博士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3楼报告厅作了题为“从公地悲剧到反公地悲剧”的学术讲座。陈抗博士生动、有趣的报告吸引了大量师生的参与。陈抗博士报告结束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寇宗来老师进行了很有见解的点评。陈抗博士的讲座摘要如下：
陈抗博士首先解释了“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的概念。 什么是公地悲剧？当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权使用资源，但没有人有权阻止他人使用，由此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这就是“公地悲剧”。现实中的例子有海洋资源的过度捕捞、草地的过度放牧、空气的过度污染等。那么，什么是反公地悲剧呢？当资源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资源，但没有人拥有有效的使用权。这就是“反公地悲剧”。现实中的例子如生物科学上的发明所导致的专利问题—由于专利权利太多，使后面的研发难以为继。
意大利的经济学家Vilfredo Pareto指出，人的精力与能力，既可用于生产经济产品，又可将他人的产品据为己有。由此，生产创新可以致富，盗窃掠夺也可致富。因此，我们可将生产创新命名为第一类经济活动，将盗窃掠夺命名为第二类经济活动。而道德与此二类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德高的人、有德的人、少德的人、缺德的人对此二类经济活动有不同的偏好。
那么，如果我们从道德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贫困与繁荣的关系，那又如何呢？任何社会，若巧取豪夺比生产建设容易，那么，掠夺活动将抑制投资、分工及合作，从而阻碍经济发展。相反，如果人们的个人财产能得到有效保护，生产创新活动能得到有效的激励及保护，那么，该社会的经济将得到发展。而且，一个社会的经济表现还取决于当权者的道德水平，而当权者的道德水平取决于他获得权利的方式。
毫无疑问，和平与秩序有利于生产。但是，和平与秩序是公共物品，在人口众多的情况下，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和平与秩序不会自动生成。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一个勤劳、富裕的国家易受到强盗的攻击，故富裕的国家必先强兵。而强盗亦有自己的逻辑，而且，强盗又有流寇与坐寇之分。在流寇与坐寇中间，民众选择了后者。为什么呢？因为坐寇占有的地方越富有，坐寇的收入就越高。坐寇不会允许其他的流寇抢劫。而且，为了收入，坐寇还会进行一些公共物品建设。由此来理解政府的形成，我们可以认为能组织最大暴力机器的企业家胜出而形成了政府。因此，政府拥有垄断的掠夺权力，同时，政府承担着保护纳税人、取消无政府状态的责任。
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着经济人的行动。而奥尔森认为，除了斯密的看不到的“右手”外，引导流寇成为坐寇的力量可以视为看不到的“左手”。而政府恰好具有这两只手：扶助之手与掠夺之手。当涵盖利益出现时，扶助之手积极运作，掠夺之手受到约束。当涵盖利益被狭隘利益取代时，掠夺之手将压倒扶助之手。由此，人们对政府既爱又恨。但因为经济繁荣与政府权威相关，所以人们要求政府扶助之手强有力，掠夺之手受到约束。
独裁政府与民主政府在两只手上有不同的表现。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王有两种方法使国家更富裕：（1）一切资源民有，从而国家实现税收最大化。（2）一切资源都归国王所有。那么，在 产权结构、财产保护、信息问题、激励问题、繁荣与贫困问题等方面，两种选择会带来不同的效应。
那么，经济自由与政治变化关系又如何呢？当商界与中产阶级兴起后，当私有部门更多后，当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获得权力以后，民主化就出现了。反观东亚政治形势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强势的政府先后退出历史舞台。这说明短视的政府只会由坐寇变为流寇。而且，短视的政府对其深层次的改革不感兴趣，倾向于快效讨好选民的办法，极易向压力低头。由此又导致官僚系统的弱势。因此出现了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
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图来表示我们文章的主题：
无政府状态®独裁体制®不稳定的民主体制
公地悲剧®科斯解决法®反公地悲剧
流寇 ® 坐寇 ® 流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