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13日13:30-15:00，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在经济学院1号会议室作了题为“中国为什么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的学术报告。孙立坚副教授、朱永副教授、陈钊副教授、陆铭副教授、周伟林副教授、张晏博士、章元博士、陈诗一博士、王永钦博士、封进博士、樊潇彦博士和其他老师及部分学生参加了此次报告。
首先张教授简要地介绍了中国近20年在基础设施上取得的显著成效,并将它与拉丁美洲国家、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基础设施对比，导出本次报告的主题：即中国为什么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张教授对此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在投资和更新基础设施上的出色成就是中国式财政分权模式和政府成功转型的一个可以解释的结果。这个分权模式成功的地方在于中央政府用“标尺竞争”取代了对地方政府的政治说教。中央自上而下的政治管理基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可度量的标尺（简称“政绩”）。在这个政府间的政治治理模式下，不仅当地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招商引资”，从而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而且显著改善的基础设施本身也最容易度量、从而能最好地满足地方官员的“政绩”需要。
之后张教授针对他提出的观点和看法做了详细而深入的阐述。在报告展开之前，张教授还专门列出了目前不同文献关于基础设施的定义，根据本次报告研究的侧重点及可获得的数据情况，张教授对报告中的基础设施范围及其分类也做了详细的说明。然后张教授对国内外近30年来关于基础设施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简洁而又清晰的回顾。文献的内容涉及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重要性，基础设施投资决定的政治经济学，而研究的对象即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在文献回顾之后，张教授开始介绍中国的财政分权、政治管理和地方政府面临的激励。张教授指出，基础设施投资的决定是一个需要联系到政治过程的问题，因此，研究基础设施投资的决定，必须研究决策得以做出的制度激励和政府治理的模式。在中国，地方官员是上级任命的而不是地方选举出来的，因此地方政府在获得了财政分权的好处的同时，又必须服从中央政府的权威和保持目标的一致。当中央政府确立了更快的经济发展目标的时候，自下而上的经济增长不仅符合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利益，而且事实上成了上级政府奖罚地方政府官员的有效的考核指标。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那里，一种被称为“政绩观”的概括非常流行，它反映了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政治激励与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激励之间的完美兼容性。具体而言，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改变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所经历的政府多级财政分权和单一政治集中相结合的分权模式把公共部门的“多任务目标”治理变成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简单的“标尺竞争”的机制，它以一个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高度分权的结构制造了政府间“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共识和强大激励。第二，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管理模式推动了地方政府向“发展型”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在理论阐述之后，张教授又进一步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检验前面的理论阐述。他将人均基础设施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主要包括政府治理，腐败状况，外商直接投资。在实证研究中，张教授运用了GMM的方法来克服计量模型中的变量内生性问题及时间序列相关性问题，从而使得实证研究结果能更加准确的解释经济现象。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前面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
报告的最后，张教授简短而全面地概括了他在此次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主要有:（1）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 年代之后，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模式发生。变化，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2）过去20 年来，中国基础设施的水平表现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显著落差，尤其是中部地区的相对“落后”地位除了1990 年代上半期之外，基本上没有改变的趋势。（3）在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深化以及其它因素之后，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和政府治理的转型是解释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决定的重要因素。（4）政府反腐败力度的提高，在边际上会减少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这意味着官员的腐败机会对基础设施（比如交通和城市建设）的投资增长有正面的影响。不过，考虑到反腐败也可能对提高基础设施的建设质量有正面的影响，所以这个结论的含义也许需要我们进一步斟酌和研究。
报告结束后，老师和同学们就报告的主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对此进行了深一步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