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8日16:00-18:00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714会议室，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金融系的钟宁桦做了题为“农村工业化还能走多远？——基于乡镇企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和“Consumption Constrained by Hukou: Explaining the Rising Household Saving Ratio of China”的讲座。报告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钊教授主持，王永钦副教授、杨长江副教授、章元副教授、封进副教授、吴建峰博士、李婷博士以及经济学院的部分学生参加了这次讲座。
在“农村工业化还能走多远？——基于乡镇企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的报告中，钟宁桦首先说明了此次研究的背景：面临中国城乡和区域间发展失衡的现状，以及当前日益迫切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国农村未来的发展应当走一条怎样的道路。进而他指出这次实证研究的目的：考察通过农村工业化来实现农民增收并缩小城乡差距，这条路还能走多远。
接着，他回顾了中国乡镇企业（TVE)发展的历史，认为它们的发展是有着非常强的制度环境约束：以户籍和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高速推进的工业化进程。TVE为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一个参与到工业部门、分享高速增长的工业生产率、并提高劳动收入的机会。理论上，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生产的工业品在城乡间自由地流动，能够带来乡村工人收入与城市工人收入的趋同，而留在土地上的农村人口因人均土地量的增加，而获得了人均产出的提高。这两个机制同时作用，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随着产品市场的完善和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的规模以及所处的地理位置对于运营成本而言日渐重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会递减。
在此次研究中，他使用1987年到2004年中国29个省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阻碍了农村人口进入生产率更高的城市工业部门工作。（2）乡镇企业给予了农村富余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的方式参与到工业部门生产的机会，并通过生产品在城乡间的流动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3）本文估计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发现，随时间推移，呈现整体向下的趋势。
因此，钟宁桦认为，当前要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乡间的流动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最重要。 其次，工业的发展需要依靠城市化进程中的规模经济与集聚效应，而农村的比较优势在于发展农业上。再次，经济结构的转型，若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就一定能最终带来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和微观个体收入的持续上升。反之，若将农村人口继续限制在农村，而依赖于政府的补贴与加大对于农村工业的投资，其对于缓解城乡间差距的作用可能既不会显著，也不能持久。
封进副教授对此进行了简短的点评，认为04年后数据缺乏的缺乏减弱了实证研究的说服力，同时指出该研究对乡镇企业的定义存在一定缺陷。
在“Consumption Constrained by Hukou: Explaining the Rising Household Saving Ratio of China”的报告中，钟宁桦首先阐述了这次研究的动机和目的。当前中国的大城市内存在着社会分割：有户口的城市居民，没有户口的城市移民。两者具有不同的消费行为，研究发现：（1）城市移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市居民低15.2%，而城市移民数量和收入持续增加，这增加了这个群体总的储蓄率。（2）主要的消费构成的区别：教育、文化、耐用品、医疗。这些差别是不能用文化和习惯来解释的，主要是由户籍制引起的。因此，就户籍约束对中国家庭储蓄率持续上升，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接着，钟宁桦简要介绍了当前中国的储蓄率的事实和相关的研究进展。首先，中国的高储蓄率带来的低消费率，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发达国家，还低于日本和韩国居民消费率的历史最低点，甚至低于同属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和巴西。同时，这个低消费率仍在不断下降。2000年至2007年，整体消费率从62.3%下降至48.8%，家庭消费率从46.4%降至35.3%。理论界对此的解释主要有生命周期理论、流动性限制、文化和习俗以及个人偏好、预防性储蓄理论。这些理论没能充分解释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的事实。
他指出本次研究的贡献在于，解释了储蓄率的上升这个变化趋势而不是储蓄率高的存量现象。将消费者行为与转型中国的结构性特征联系起来：没户口——更低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于户口的约束，城市的移民居民，更少被社保覆盖，工作岗位不稳定，这带来更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这个群体有着更高的流动性，因而消费更少的耐用品；城市移民的身份使他们更有可能面临信贷约束。
随后，钟宁桦介绍在这次研究中运用了中国社科院收入分配研究组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工程提供的中国22个省，6784户城市居民家庭，1951户城市移民家庭的数据。研究发现，户籍制度和中国居民储蓄率增加，解释了2002-2003期间的居民消费下降的48.4%。据估计2000-2005，被户口约束的消费，能解释总消费率的下降的54.5%。最后得出结论及政策含义：其一，中国城市移民总规模在1.3-2亿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庞大群体。其二，与城市居民相比，移民有更高的流动性，更低的社会保障覆盖，面临更强的信贷约束。其三，这次研究发现，移民的边际消费率比城市居民低15.2%，这能解释居民消费下降的一半左右。因此，要实现成功的经济结构转变和平衡，中国有必要改革户籍制度，根据此次研究，这是当前显著刺激国内需求和总体消费的有效途径。
陈钊教授对此进行了简单的点评，并就移民是否会选择长期要待在城里、新获得户籍的城市居民消费模式是否跟城市原居民一样，与钟宁桦进行了有益的交流。经济学院的学生就该文中计量方法的使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