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7期】丁维莉:Estimating Context-Independent Treatment Effects in Education Experiments

  • 发布时间:2011年04月20日浏览次数:

    



   2011年4月12日13:30-15:00,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710会议室,来自加拿大女王大学的丁维莉教授做了题为“Estimating Context-Independent Treatment Effects in Education Experiments”的讲座。报告由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钊教授主持,陆铭教授、章元副教授、封进副教授、吴建峰博士以及经济学院的部分学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丁维莉教授首先介绍了这项实验研究的背景。近十年来,数十亿美元的小班化措施在整个北美得到了发展;关于田纳西州的项目STAR实验的政策辩论和决定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重视。 田纳西州的STAR计划(Student—Teacher Achievement Ratio)是该州始于1985年的一项有关幼儿园至三年级班级规模的为期4年的研究。STAR比较了13—17人的小班和22—26人的大班的相关数据。它所选择的大班有些得到了教师额外的指导帮助,有些则没有。参与小班教学的教师并未得到任何额外的职业训练。STAR计划拥有控制性实验的基本特征。该实验设计旨在为减小班级规模的效果收集可靠数据。

        丁维莉教授和她的合作者发现,估计处理效应在不同的学校间有显著的异质性,这仍然难以解释。他们提出一个“谜题”来揭示异质性。而为了解释“谜题”,他们在标准的的评价框架内定义了特定背景和非背景的处理效应,非背景效应的产生是由于在许多社会实验条件下自然产生的实验处理强度的变化背景。同时,他们还讨论了这种研究设计的政策含义。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实验的参与者不但知道他们正在被研究并且能够被正确地验证他们的处理地位;同时,参与者通常偏好特定的结果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果。分解非背景效应的大小不但对于成本收益实验是重要的,也对大规模计划实施的政策讨论是重要的。通过STAR项目的数据,表明处理效应外部性的证据是由于在学校内的低处理强度的处理班级的学生表现驱动的。研究结果与行为经济学中新近的一系列研究是一致的,表明越来越多的对社会现象的关注不但对先前社会的行为和公共品的贡献是一个激励,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可作为政策评价者以及经济学家的提供参考。

        讲座进行过程中,在座老师与主讲人进行了热烈的交流,现场气氛非常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