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陈钊）】：今天是我们研究中心这学期第二次讲座，跟上次的讲座相类似，这次我们讨论的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虽然这个热点已经持续长时间，一直在讨论。封进老师提出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一下。封进老师主要是从四个地区省市的工资涨幅空间讲。我是通过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实际上是不能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这样的角度来认识我们所谓的民工荒现象。而到底怎样做，接下来张涛老师和陆铭老师的切入点比较接近。张涛老师是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集聚的角度，陆铭老师是从产业转移的角度。我们先请封进老师。
【封进】：我今天想谈谈涨工资的空间，也算是抛砖引玉。事实上我们看一下中国劳动力总的数量供给来看，十分庞大。就看2011年的数据，2011年有数百万学生是从职业学校毕业，630万大学生毕业。还有一些高中生也会进入劳动市场。这几块加起来有1600万学生找工作，加上其他要找工作的，比如说转移劳动力，本来有失业找工作的，这个数量超过3200万的人。一年新增的供给量从最近几年07-09年来看，每年城市新增就业量1600万，供需缺口仍然是供大于求。为什么很多企业说招工难的问题，可能有四个方面：
一、技能不匹配，供需技能不匹配。二、工资或者其他的福利达不到劳动者预期的要求，所以他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三、有可能是政策分析的，住房、医疗、教育的政策，主要是针对一些外来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他们无法融入这个城市，他们可能走掉了。四、可能有一些家乡、家庭因素，特别是外来劳动力有照顾家乡亲人、田地的责任。另外家乡也有他的各种网络，他觉得生活在那里比生活在大城市容易。
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做过一些初步的研究，今天在这里，不想主要讲这个，这是和我的学生郑华清做的，这个结论以后再讲，从我们调查的山东、浙江、陕西、吉林四个省的劳动力回流来看，这是08年调查，年龄在30岁以下的是57%，年龄越大回流率越高。这是可以理解。除了年龄以外还有哪些因素？主要有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地区因素，工资仍然是非常显著的因素。30、40组的效率大于40以上组。工资增长1%会使得30组的减少13个百分点，30、40组的减少11个百分点，40组的概率减少7个百分点。
还有一个效应比较大的是子女抚养和住房，这两个都已经超过了工资效应。回到今天的主题上讲，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工资或多或少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一个反常的现象，就是说，虽然低教育程度的劳动的招工难。但是大学生就业形式还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就是说，企业提供的岗位或者说是薪酬不能满足大学生的要求。或者说大学生的要求也比较高。而企业的岗位，或者说他用人的需求，也不是说非用大学生不可。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需求结构。我们也知道中国的企业本身有很多企业的利润来源主要是依靠低成本劳动力获取利润的。
所以说长期来看，我们的工资都是压低的，现在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两年工资上涨是挺快的，大概在15%到17%。但是这个程度远远低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些企业要维持原来低成本的经营模式就搬迁了，搬迁到内地了。他不是说改进他的经营模式，搞技术创新，而是简单的从沿海地区搬到内地去。这样来说对于沿海地区就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怎样保持自己的经济增长。
如果维持原来的模式的话，还有多少空间？也就是说我们想看一下，在沿海地区，提高劳动力报酬的空间还有多大？但是，这个劳动力成本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它不仅仅是取决于工资，而且还取决于劳动生产力，有一个更加综合的指标叫做单位劳动成本，就是每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也就是说你提高劳动力竞争力一个是提高工资，一个是提高劳动生产力。所以我们规模以上，销售额在500万以上的企业的数据来看了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四个省，他们在单位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单纯从工资比较的话，上海市在05年是最高的，四个省市中。但是07年广东的平均工资已经超过上海了。主要关注的是单位劳动成本，我们发现广东是最高的，每百元增加值当中，劳动力成本广东是54元，上海是40元，江苏29元，浙江38元。每百元产值中劳动力成本广东14元，上海10元，江苏7元，浙江8元。这些跟媒体上的企业老总反应的数据基本上差不多。
比如说前段时间看，浙江的企业过去每百元的产值中劳动力成本是7块钱，现在涨薪了以后涨到八九块，他们就承受不了了。这个数据反应，平均的情况是吻合的。我们比较这个来看，会发现广东确实是最高的。但是这样简单的统计大家也知道不是很合理，因为每个省份的产业结构是有差异的，包括所有的形式是有差异的，企业本身的性质也有差异。所以我们控制了八个所有制企业，发现相同性质的企业，广东的单位每百元增加值当中的劳动力成本，就是我们讲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广东比上海高19%，江苏比上海低21%，浙江比上海高16%。
相对四个省来讲，广东和浙江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是最高的，江苏来看最明显的。所以我们也会看到用工荒的这两个省份反应的比较多。单位劳动力成本确实是这两个竞争力，但是有可能大家用工成本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企业的人均利润，你会发现一个企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越高，它的人均越低。换句话讲，你单位劳动力高的话，你再想通过侵蚀利润来提，这也是非常小的。
我们发现相同企业，广东的单位利润人均利润广东比上海低60%，浙江比上海低33%，江苏也要比上海低30%。换句话说，上海相同企业性质的人均利润，上海都是最高的。从短期来看，因为企业不大可能调整生产方式，短期要靠一下提高生产力不可能。唯一要提高竞争力就是降低成本。从沿海地区的几个城市相互比较看，实际上广东、浙江的竞争力相对比较小，空间是很小的。
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知道你要降低劳动力成本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提高劳动力生产率，综合看单位劳动成本和有效劳动成本能不能降下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提高肯定是有的，除了这两个因素以外，其他还有一些因素，比如说这个企业是不是出口外向型的，如果这个企业的出口比较大的话，他就没有定价权，他也很难把工资涨上去。因为他本来的利润就非常薄。除了出口以外，我们还想看企业用于研发的投资，员工的培训都会影响他。
另外，其实更重要的，除了企业自身的因素外，有一些环境的效应，我们都知道竞争的话都会提高经营效率。一般的竞争会看国有企业的占比，诸如此类。还有一个是集聚，今天可能很多老师讲到集聚带来的效应，这个是我们想捕捉的。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回归，样本是非常大的，有几十万家，二十几万家，三十几万家的企业，你会发现人均资本是最重要的指标，人均资本如果提高10%的话，单位劳动力成本是下降13.1%。我们看四个省，上海企业的人均资本是最高的，是广东的1.6倍，江苏的1.5倍，陕西的1.4倍。我们发现劳动生产率进一步上涨，导致对总的单位劳动成本有下降的作用。
但是其实这个效应并不是很大的，我们看到江苏、广东这些企业里，大概都是在百分之十几，实际上你看上海的大专以上的劳动率占比接近30% 。所以说在制造业劳动力大专以上的劳动力是比较少的，就你把现在企业的大专以上的劳动力翻一倍。也只能下降1%。只能说明在现有的生产技术情况下，增加高素质的人，确实对企业压低的效果是不明显的。这也是为什么企业不愿意招大学生，因为在现有的技术下，这些人带来的劳动力提高非常有限的。他为了降低劳动力正本的话就要改变生产方式。
我们后面还做过R&D的数据培训，都得不到非常明显的结果。我们也试过国企比重占比的问题，我发现也不行。可能是数据质量问题，在这个数据里，每个国企的占比都是5%不到。这个结论我也不敢说。我觉得更加有意义的是竞争效应和集聚效应。竞争效应本来是向国企指标衡量的，现在没有做好。集聚效应这个指标我用了个非常简单的指标可能是不准的，我就是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县里有多少家企业，事实上这个标准差相差不是很大的，比如说上海大概就是两千家左右，一个县。广东可能是1500家左右，就这个样子。
你会发现这个地区的企业越多，它的成本是降下来的，但是到了一个程度又上去了，这个拐点大概是2500家左右。但是有很多地区是在这个比例之下的。从集聚角度看，它有节约交易成本、分享等，这种收益都不会像劳动力成本一样，一下子把成本拉下来，所以从长期看，增加资本投入，增加劳动力投入是毋庸置疑的。另外从政策层面看，怎样发挥地区因素对劳动力成本的空间，我先抛砖引玉，下次再说。
【陈钊】：我们接着谈民工荒的问题，今天在走廊里看到两会的报道，说有一些新的办法。出现新的问题，民工荒不仅是在沿海地区发生，中西部地区也有民工荒。这就和产业转移有关系。谈到这个，大家第一个反应是企业怎样加公司，包括刘易斯拐点什么时候到来，我认为把中国出现的民工荒的现象，真正理解的话，可能不能用刘易斯这个模型来分析。事实上我们如果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就是分析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其实是个伪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就知道怎么解决。我们想想刘易斯说的是怎样的故事，反应的是什么？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是这样的，随着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对农村的过剩劳动力的需求不断提高。因此，最终带动工资的上涨。这个是刘易斯模型刻画的，从二元经济向现在的一元经济的转变，工资上涨的过程，最简单的背后的核心思想。
就刘易斯拐点这个事情，背后至少有三个方面跟现实是有冲突的。
一、刘易斯拐点导致工资上涨的原动力是什么？最初始的动力是什么？是城市的发展，它对劳动力产生了需求，劳动力需求不断提高，导致工资上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担心工资上涨了，企业要倒闭了。不会的，是因为企业能力提高，对劳动力油需求，才工资上涨。所以很多企业在叫，这个不行了，我承受不了了，我吃不下了要倒闭了。这跟刘易斯拐点是有冲突的。
所以一定是刘易斯模型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不能描述中国的情况。
二、如果确实是刘易斯所描述的，我们应该看到，在整个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我们的工资应该是上涨的。但是这个是不是事实，是存疑的。
这个没有确切的数据，我们只能看一些零星的报道。比如说一些记者的调查。又比如说，我们来想一想，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民工潮大量涌现的时候，当时一个农民去深圳打工八九百块钱，他觉得很开心，这个钱很实在了。现在虽然名以上这个钱两三千甚至更高，但是这个嫌大大缺水。实际上工资有没有上涨，大大存疑的。
三、所谓的完全竞争，从劳动力需求角度讲，我城市的工业部门需要有多少的劳动力的需求。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其实城市的工业部门。是一个价格被动的接受者。所以我们完全迎合市场，谁都不能单方面的影响价格。但是这方面不是事实的，其实工资是谈判的，这里面有谈判的力量。富士康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当这个事情引发关注，成为政府关注热点问题的时候，政府开始重视的时候，劳工双方谈判发生办法，这时候工资发生显著提高。可以看出企业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它是有能力通过谈判影响价格的。
另外，事实上跟我们以前做的文章有关系，其实城市的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政策，通过城市倾向的政策，对于移民的政策，实际上是在对整个移民的规模进行控制的。比如说我是比较鼓励的还是比较限制的。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在整体上影响移民的价格，也不是完全有需求双方决定的。这个是对刘易斯我们来理解，它的原动气以及市场结构。
从这三方面讲和今天的事实都是有冲突的，所以用刘易斯拐点理解是会出问题的。既然如此，我们又不能比这个农工荒的问题。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些一般性的因素，比如说人口问题。除此之外有两方面的原因很关键劳资双方谈判地位的变化，这个变化并不是因为劳动力供给需求导致的，如果是供给需求因素的话，我需要劳动力越来越多，可供转移的劳动力越来越小。这个是劳动力越来越紧俏，所以我的工资越来越高。有这个因素。
还有一个因素，以富士康为代表，长期以来对民工的工资福利是非常低的，在城市生活是非常不如人意的。这样的话对他们整个的生活状态、心理状态造成影响。当这些影响被大多数人发现暴露出来的时候，变成社会事件。导致供给双方谈判的变化。他不只是因为供给需求谈判的变化，导致工资提高。或者说农民工对这个公司的期望提高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东部沿海地区，事实上到东部沿海地区打工的话，农民工持有的工资提高了。一方面是因为近几年来连续的惠农政策，使得农村里农民的日子好过了。这样的话，他到东部沿海地区来，保留工资会提高。第二个是因为国家其他的政策导致过早的产业转移。实际上内地的产业工业也在跟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争夺劳动力。
现在招农民工，他们打的口号是，到我们这里来可以方便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但是中国是不是到了产业结构向中西部转移的时候，如何安排？这个我们先不做评判，至少是一个原因，导致东部沿海想招人越来越难了，因为人家就近会选择附近的工业企业进行就业。
另外是生活成本的提高，这又跟我们的宏观经济有关系了，我们的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生活的食品价格上涨，导致生活成本上升。实际上压低了农民工在城市里的实际所得。企业的盈利能力并没有同步跟上，会导致他们对劳动力价格的支付能力有限。这是出现民工荒的，我觉得是比较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原因，这些原因不见得是跟刘易斯模型所能够反应出来的。所以最后我在想，如果我们要讲一个故事的话，可能是这样一个图景吧。在改革开放之初，因为农村的保留工资很低，农民生活状态很差，所以他们到城市打工。
现在为止我们去讨论民工荒的时候，不应该把更多焦点放在工资里。比如我们看刘易斯模型，纵轴是工资，横轴是劳动力数量。我们这里已经提到一些就业和家庭的关系。家庭既包括照顾老人又包括照顾小孩的发展。我们的工资、坐标轴体现不出这个东西来。又有一个，比如说就业和发展的关系。我们刘易斯的纵轴只是体现你拿多少钱，但是我在这个企业里面，我的发展怎样，企业有没有给我个很好的培训。政府有没有给我下岗、失业再培训的补助，有没有？这都不是工资简单的东西体现的，体现不出来。而这恰恰是我们所缺少的。所以在工资之外，我们没有这些对民工的政府的责任。
他们缺少一个平等的对待，好像他们在城市里把他们的青春换一个钱，再回去。我们既不管他们的培训教育，又不管他们的养老包括他们的子女，家庭。当有了那么点钱的时候，我相信这种平等的感觉，包括在城市社会里的尊严，对他们来讲变的越来越重要的。而我们现在恰恰是缺少这个东西的，而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在刘易斯理论体现的。所以这两个工资是不能比的。
所以我认为要真正给出一个解决的办法的话，不管是我们的企业还是我们的政府都应该把我们现在扭曲的城市化，变成真正城市化的过程。让农民工能够真正的市民化，让他们获得工资的时候，同时应该得到默认应该得到的原本应该得到的平等地位，城市生活的尊严。这个事实上不见得全部由企业来出，比如说福利，事实上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培训也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这看上去跟工资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还有一块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不见得会提高企业成本。为什么政府应该做这个事情呢？因为农民工到了城市以后，他其实是为城市带来贡献的。这个贡献，恐怕不能仅仅以他所得到的工资所体现。
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这实际上又跟08年有关系。它的工资是低于劳动力的。比如说你的日子好过了，你能雇到满意便宜的保姆，都应该政府来付费。我们看到政府的政策趋势，比如说上海四位一体的，这里面就有对外来劳动力的供住房。当我们做到这些的时候，才能真正解决用工荒问题，民工短缺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内部和谐的城市化。这才是我们真正要的城市化。这是我简单的对民工荒的理解。
【张涛】：我这个题目，因为我最近主要做结构变化的问题。由于结构变化问题主要涉及到产业从农业到工业或者到服务业，因此结构变化主要是和劳动力有关系的。如果国民经济发生变化的话，一定会有更多的劳动力从农村多城市。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沿海的发展，产生大量产业集聚，推动结构的变化。
产业集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有可能推动结构变化或者更多劳动力的流动，或者就业的产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抑制的作用？因为服务业有很强的本地化特征，它这个时候可能会推动服务业更快的发展，产业集聚可能会推动工业以及服务业比重的上升。但是这里面，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就是广东，因为广东是在沿海的省份当中，工业比重也是比较偏高的。广东的工业比重是超过50%的。广东的服务业2005年的就业人数在30%左右。这里就带来一个问题，因为广东民工荒很重要的是体现在广东，另外一个，广东是中国对外贸以来非常大的省份。这里就有这样的问题，像广东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带来大量的产业集聚。但是带来广东省本身的就业结构，这个就业结构就是在国民经济当中的产业结构是服务业就业人口大概在30%多一点。带来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随着经济的发展创业越来越多的应该是服务业。因为对工业来讲，它到了一定程度就是逐渐下降的过程。广东是由于它的对外贸易。
回到这三者的关系，产业集聚、结构变化和劳动力流动。在广东这里，我们从广东的产业集聚和现在的产业结构，能够有什么样的一种启示？因为我也观察过像日本、韩国，他们这样的一个不断的出现新的产业集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广东产业集聚，很长时间给我们的印象，尤其珠三角如果把广东深圳排除之外很多是做鞋子、做电子。广东例外。深圳是有华为、通讯在那里。大量的在这些珠三角的城市也是产业集聚，它集聚在生产链的终端环节。引起这样一个问题，产业集聚在生产链的哪一个环节会不会对它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一定影响。也就是说产业集聚可能在不断变化的，原来是在整个生产链的最末端环节，现在到了中游环节。有可能从一个产品到另外一个产品。有可能从生产一个产品到现在的其中一个过程的服务。现在就是哪一个环节的产集聚可能对于地区创造就业有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或者是产业转移，它和日本和韩国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日本和韩国是基本的生命周期上涨，工资上涨产业转移就走了。中国是劳动力流动替代产业流动。也就是说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大量的劳动力都去沿海地区。虽然工资不是很高，但是比务农工资高很多。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最初的香港转移部分产业到了广东、珠三角。因为香港的制造业在亚洲市场是比较差的。这时候一定的产业，可能会吸引，一定的能够使用在这里工作的移民过来。劳动力的逐渐的市场扩大，有可能会使得能够使用这个劳动力市场这个产业更多的在这里集聚。这里的集聚劳动力要素和产业是互补的。珠三角的历史劳动依赖从历史的起点，变成低端的产业。也没有做研发，因为广东的研发是很低的，大概在1.3左右。
在这里就演变成这种局面，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它集中在生产链的低端集聚，这有可能对另外一个产业构成影响，这就是生产服务业。在南大的长三角研究中心有一项研究表明，在珠三角生产服务业和长三角有很大的差别。就是在珠三角的生产服务业和它在这个地区集聚的生产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它的这个物流、运输，劳动密集型生产服务业占比很高。而在长三角这边资本生产服务业占比比较高。问题他们是互补的及尽管你招不到工，但是你还是想在这儿生产，因为运输很发达。但是你也不想外迁。外迁除了像富士康这样，足够大，别人愿意给他配套。所以就在这个产业低水平的陷井里，在这个陷井里，低端的生产和相对来讲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服务业互补，这时候生产效率比较低，就对工资非常敏感。
我前面刚才讲过了，中国是用生产力流动替代产业流动，它没有像日本韩国那样工资上涨导致产业转移的机制。日本和韩国一直有自己集聚的产业，只不过随着工资上涨集聚内容有发生变化。日本五十年代是纺织业，六十年代是造船业。这个集聚的产品就带来变化。从市场本身的角度讲，如果不做现在还是依赖于市场本身的力量讲的话，原来产业的集聚，带动的生产服务业的需求。因为你工业比重偏高，你对生活服务业需求不足，他们很多人生活在本地。有可能形成像广东这样生产服务业比较低的局面。我们看到珠三角民工荒从02、03年就比较显著。所以，这里面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也不知道市场是不是能够这样来做。我们现在看一下政府做的事情。没有办法看待市场本身，给他时间能不能改变。
我们看政府做的事情，是通过在中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是吸引珠三角的产业到这里来，或者是在一些产业上能够对那里形成成本上的优势，形成劳动力的回流。其实在这里面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沿海地区农民工工资肯定要上涨。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劳动力的来源。
如果单从生产效率讲，很多中部的效率肯不赶不上沿海地区，但是这里面是否存在机制，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引起的工资变化，能不能对沿海地区的一些，过去生产在这个环节上的集聚，能不能往中游走，提高你的研发比重。因为你07年的广东大概是1.3的样子，比江苏、上海都要低，相当于韩国八十年代初的水平。因为工资上涨，肯定要研发投入来实现资本下降。不一定将很多产业转移走说是落后产业，其实完全可以到中游走，继续做服装可以做品牌做设计。
也就是说通过现在中部地区一些特大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引起劳动力流动，对于沿海地区劳动力供给短期减少带来的压力，看能不能起到让沿海在生产集聚上形成从下游往中游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更多的带动生产服务业的需求，因为下游和中游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带来更多研发和金融的需求。这也是结构变化的内容，因为这是服务业的提升因为对于生产服务业的依赖性。从这个角度看，广东现在产业转移很大的失败就在于为原来产业服务的。你怎么让新的产业到这里来呢？很多时候是逐渐改变的过程。政府直接这样推动，没有在配套设施上改变，不可能起到这种效果的。但是在这里面至少产生了类似国际间产业转移的机制。是不是有这种作用，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作用，但是我看肯定有这种机制的存在。
如果是可以吸到沿海地区的生产的集聚，它在往中游或者是往更高附加值走的话，肯定带来服务业务的需求，有可能会使得以后比现在更多的劳动力到沿海地区来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政府不干预，单纯依赖于市场。会不会有市场服务业的变化，更多的需求。还是像现在这样，有更多的竞争者。但不是要到中西部到处开荒，他们能不能起到一个竞争作用，使得沿海动态上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因为很多时候，一部分可能往研发上获取动态比较优势。我就是从广东这个地方来出发。就是产业集聚怎样对于结构变化能够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就是怎样能够推动产业集聚往更有附加值的产业上走，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劳动力，尤其是在服务业方面。就这些基本方面。
【陆铭】：轮到我了，首先今天这样的活动反应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通过总结把我们在学术研究当中的一些认识回答我们在现实当中的一些困惑问题。另外一是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的一些学术意义。我接下来会围绕三个观点来阐发我的想法。
第一、我想讲一句话，要素自由流动是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道理，是经济学当中为数不多的真理。有很多问题，还是要回到经济学非常基本的原理去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想要素自由流动是有利于效率的。学过经济学基本上可以理解。在目前的情况下，经济学的时政研究证明，中国对于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大大阻碍了劳动生产力提高。是有证据的。我自己本人的研究里，发现中国城市面积的扩张，就是土地面积的扩张，远远快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而这种面积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的现象主要发生在中西部，尤其是西部。西部城市的面积扩张速度是城市人口扩张速度的两倍，而在东部这个差别就要小，几乎是一致的。
另外，我在自己的研究里发现，中国在城市面积的扩张中，平均来看，只要在距离上海、香港这样的大港口450米范围之内的地方，这个城市的扩张才有利于提高土地的效率。而这种现象其实是跟我们限制要素的流动是有关系的。第二个要素流动效果是促进平衡。大家学过经济学应该相信基本原理性的东西。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形成要素回报的均等化。因为经济学的定义就是在要素回报均等化下的。带来差距的扩大，带来集聚是因为基于对现象的误解，好像我们地区之间的差别和城乡之间的差别是在不断扩大的。在这两个现象中建立了似乎因果关系的东西个。
但是我觉得恰恰相反过去之间的集聚带来的城乡之间收入扩大，恰恰是我们没有起到平衡城乡发展的作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是高技能劳动力更多的向城市向东部集聚，低技能劳动力更多的回流到了内地，然后在农村，还要在那里生活下来。而根据我们的研究，城市化的水平的提高，应该是可以有缩小城乡间的作用的，但是中国的城乡间进程恰恰没有起到充分发挥的作用。
另外根据经济学理论和时政都告诉我们，人均GDP提高的过程中，社会差距先扩大到缩小的过程，都是有证据的。中国当前在走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在想通过劳动力的限制，形成所谓曲线的平衡发展，带来的结果可能使这个拐点来的更晚，这个拐点扩大的过程可能来的更加严重。而不是差距缓解。
同时前几年也有一篇文章，给了一个证据，告诉在中国的城乡差距的成因里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经济集聚的过程中人口并没有集聚，如果看城市和城市之间经济规模的差别上升速度非常快，城市和城市之间人口之间的差距变化非常缓慢。
这又反过来说，中国人均差别是要素限制的结果。
接下来大家会关心的问题，中国是不是极具过度，很多人认为中国极具过度了，认为中国应该通过产业转移、要素转移的方式往内地转移。但是我告诉大家，凡是经济学家做的结论，我看到所有的结论是的极具是不够的。不管是劳动生产力最大化的标准。或者说做国别的比较，中国的集聚程度远远低于其他的国家。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以当前中国的经济水平至少是10个百分点。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证据证明中国是集聚过度。我看到的全是中国集聚不够的。
第二点，当前的产业至少部分是因为扭曲了价格的反应。产业转移本身是企业选址的问题，劳动生产率提高，基础设施成本分享，学习效应等，这样一些集聚效应。拥挤效应主要体现为劳动力价格上涨、土地价格上涨，生产要素上涨，包括在城市带来的污染、犯罪等问题。我们想想当前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怎样形成？我们在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把供给给限制住了。这个时候我们沿海地区出现的工资上涨跟你限制劳动力供给是有关系的。
我们再来看地价，中国土地的供应是受到建设用地指标的控制的。而建设用地指标在中国看绝对量好正像给东部更多，但是看建筑地指标跟相应需求关系，实际上是东部比较紧的。就是中国内地面积城市扩大速度极其快，但是没有创造GDP和就业岗位。当然一旦需求上涨，价格就会往上涨的很快。而这个价格信号是扭曲的，企业不管这个价格是不是扭曲，他只知道这个东西是起反应的。相对在内地由于大量的土地供给，我们在内地调研发现，地方争相用压低地价的方式吸引招商引资。对于企业来讲，当然内地地也便宜，劳动力也便宜。
我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第一个小故事，一个企业最近把自己的生产基地从江苏搬到安徽去了。他说我到安徽有人，江苏招不到人。我就问他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不可以到江苏来。为什么一定要把厂往安徽搬，不能把人往江苏搬呢？代价就是说这个地价可能更贵一点，但是地价是因为政府扭曲的，劳动是因为政府户籍管理了。企业被我问懵了，可是他不想这个问题，他想怎么起反应。但是我们在扭曲价格信号下，所产生的资源效率损失可是全国人民共同承担的。 第二个小故事，集聚的好处。我最近在寒假听说，深圳的山寨手机可以把手机所有的配件，你自己点，给你迅速的组装出来。这就是集聚效应。中国今天城市里制造业服务业里的集聚效应有没有发挥带尽，我看来没有发挥。而是我们继续发挥集聚效应的时候。
在学术研究中，我觉得应该提到一个问题，如果刚才说的产业转移是有价格扭曲在里面的话，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可能是难以回答，就是在量上，今天出现的转移，以及出现的地区间的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去年被政府像报喜一样的说，城乡差距有一个拐点，这一点有多少是市场的作用，有多少是政府的干预作用？其中是扭曲价格信号的。我可以提供一些间接的证据。最近我跟欧海军同学，我们在做一个研究。因为大家一直在批评中国的高增长低就业的问题。这在经济学里就是经济增长带来的弹性问题，如果完全是市场经济的话，一个经济增长带来多少就业是跟要素价格有关系。劳动力的价格相对资本价格越来越贵，所以经济增长带来就业就越来越少。如果中国的事情也只是这么简单的话，我们不会看到如下现象，一个地方的政府支出占GDP指标越高，这个地方的就业弹性就越低，这件事你是不会看到的。我们看到了就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在地方经济发展里存在政府干预、扭曲产业的现象。中国地方政府恐怕出于税收最大化、政府发展形象问题，有强烈资本产业偏好。
我们一看产业升级，有没有造福人民？我们的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应该有的就业增长的，这是我们要提醒的事情。我第三个讲的是，中国目前的劳动力的短缺不能靠涨工资缓解。首先当前的工资上涨有很多原因导致的。原因至少包括沿海地区出口的强劲恢复，而且是在一次严重经济危机以后，突然间的恢复。第二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内地创造大流的岗位。使得外流倾向减少。第三，农业补贴。第四，就是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的增强。
这里面我想总结一条，我符合一下刚才陈钊老师讲的，关键是历史上欠帐太多。另外，如果看媒体报道，有两句话可以告诉大家：一、想不想进城想的。进不进得了城？进不了的。所以最后问他，想不想？他有时候告诉你不想，那是因为制度满足不了他的需求。第二、打工在哪里打？在家里打？原因是什么？照顾老人和孩子。这跟公共服务有关系，公共服务带来的短缺是涨工资无法补偿的。关键是缓解劳动力的短缺，必须从户籍制度入手。
我再谈一下对未来的三个担忧。
第一、当前扭曲的情况很有可能在未来演化成中国的就业危机。当前都在惊呼中国劳动力短缺，未来就业不是问题了。我认为这是个假象。当前的技工荒、普工荒，恰恰是未来工业危机。为什么当前技工荒、普工作也荒。技工荒是因为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导致局部范围内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结构的脱节，没有那么多技工。普工荒因为什么原因？因为户籍限制劳动力流动，人家就不来了。所以在去年以后，我在重庆的朋友，调研那些返乡以后不出来打工的人民，问他为什么不出来了？他们说了两句话“找得到的工作不愿意做，还有一些工作自己做不了”，后者是讲有工作在招人的，需要技术水平他们没有做不了，前者收入就比较低。长此以往的现象，大家想，我们今天看到的劳动力的障碍，随着地方政府提供公租房、共服务的均等化制度的改革，今天存在的劳动力的障碍迟早要减少的。也许这个周期是五年。最慢不会超过十年。
未来这些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在哪里？如果产业升级已经脱离劳动现状的话，我想未来可能是新一波就业危机，要么是劳动力的扩大。这是我的第一个担忧。
第二、当前就业产生的情况是，这一代农民工留也留不下来，回也回不去，留不下来是因为他们没有技术，回不去是他们没有种过田。所以经济危机来了以后，土地仍然有保障的作用。如果农民工在城市里什么都没有，如果再失业了，还是靠土地保证他们的生存吗？我可以告诉大家，即便是在这波金融危机，绝对是没有的。农民工回去从来没有种过地，因为他们的地老早就转包出去了。在农村的地在他们回家之前已经被转包出去了。甚至在重庆出现，回家连房子都没有住，里面全是老鼠。
第三、我们今天出现的违反经济规律的，违反基本经济学常识的做法。我们迟早要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这个惩罚来源大量靠资源的行政配制往内地的搬迁、转移带来的回报非常低下怎么办。上个礼拜我也讲过高铁的事，最近叶坛（音）也发表一个文章，也是说的这个。因为前面讲的经济规律是告诉你，要素配制是按照比较优势和要素价格、区位优势导致的。而现在我们限制土地流动，他的效率是从哪里来？这我们要问的问题。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钱又有大量的是从银行贷款来的，银行贷款又是居民储蓄。所以这件事情是最值得我们担忧的事情。我是不希望我们政府，当前还是在高奏凯歌，不防把我今天的这句话当做盛世危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