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8日13：30-15：00，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710会议室，来自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科学系的Marry Gallagher副教授作了题为“China’s Labor Movement: Scope, Context, and Limitations”的报告。报告由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章奇副教授主持，经济系陆铭教授、经济研究中心的陈钊教授、王永钦副教授、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罗长远副教授以及经济学院的部分师生参加了这次讲座。
Marry Gallagher 首先介绍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由僧多粥少到用工荒这样一个发展过程。2004年这一年发生了民工荒，出现了新生代农民以及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由于人口比例变化产生了新的市场需求，一方面青壮年劳动力减少，另一方面出现两极化劳动市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劳动力短缺使得劳工的市场谈判力量增加了，新生代农民教育水平更高，法律意识更强，这也使得一些劳动维权运动高涨。另外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自我定位越来越明确。从政治角度来看，对于保护劳工权利，一系列的相关法规也不断出台保护劳动者；而且媒体对劳动纠纷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这些报道也给雇主带来了规范劳动力雇佣的压力。自08年以来劳动纠纷持续高发，同时罢工和群体事件也不断加剧。
接着，她展示了两份统计数据，一份是关于劳动法知识的普及率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工人们有签订劳动合同意识，但在具体条款方面存在差异，回归分析发现外来民工相比之下更少关注，而女性和学历较高的劳工关注得更多。另一份调查数据是关于劳动合同签署率的，结果显示劳动合同签署率从2001年到2005年有所下降，在之后五年大量提升。但没有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仍占很大比例。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受到一定的限制，如户籍制度，但个人的行动和媒体的报道对当地的政府也在不断就劳动力自由流动施加压力。另外，政府层级的动机脱节即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动机不一致也是导致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的原因。
最后，Marry提到劳动力流动问题中有三个体制的弱点，即工会的政治地位边缘化、法律支撑的失衡和过度依靠维稳手段管理劳动关系。劳动力问题是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挑战，要实现经济的“再平衡”需要地方社会管理机制的改革，以及新的“预防机制”代替现行的“维稳机制”。
讲座过程中，Marry Gallagher副教授与在座的老师同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报告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