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人力资本在决定个人收入、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国政府都致力于提升其教育系统的素质与效率，从而促进个人和国家的经济福祉。然而，对教育的计量测度往往受制于教育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反向因果问题也一直困扰着经济学者们。张磊教授的研究也许能为相关研究打开一扇窗。她观察到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校扩招所产生的庞大毕业生群，以及由此带来的高等教育学历员工数量的激增现象。她利用了一套全国范围的始于1999年的研究数据，估算出了高等教育扩招对中国制造产业增长的中期影响。借助她的研究，经济学家们能够在人力资本研究方面走的更远。
张磊教授回顾道，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中国的高等教育就受到中央政府的严格管制。虽然在高等教育投入方面，中国采取的是中央-地方配套投入的体制，但是在总体布局以及个别规模的调控上，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遵循中央政府的统一计划。在1999年，中央政府突然宣布当年的高校招收计划比上一年扩大44%。这项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作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余波的刺激措施推出的。直到2006年，扩招的脚步并没有停止。随着这批高校学生相继毕业，随后而来的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产业大军无疑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磊教授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具有鲜明的中央计划调节特质。“这也给研究带来一定的便利。我可以找到相关数据，算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省级高校毕业生增长率，并以此为自变量。我的工具变量选择的是双重差分估计法，并控制了产业和省际固定效应。”张磊教授发现，一些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在高校扩招的省份明显经历了一轮快速增长，尤其在总附加值、就业水平和资本方面都有显著提高；另外更重要的是，更大的更多的公司在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劳动补偿方面都有快速增长。研究的估计结果排除了国有企业的刺激因素，同时对于额外控制变量的包含也是稳定的。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产业调查数据以及她严格的实证研究给予这些发现充分的理论支撑。
张磊教授分享了她的研究心得。她领悟到过去十多年技术过程实际上是技能偏态的，这也是其研究的出发点。这样就使得人力资本程度更高的企业能够迅速提升其生产效率，而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就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导致在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全要素生产率的迅速增长。张磊教授假设，由于人力资本的影响，中国的企业在技术边界之内运行，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密集程度的产业相对来说离技术边界更远。从而，1999年以来的高校扩招增加了高素质的劳动供给，这样的劳动供给使得该产业可以迅速采用新技术，进一步促使其增长。这样的增长在一个高校扩招更大的省内尤其迅速。
张磊教授总结指出，中国政府在1999年后采取的全国范围内高校扩招计划，无论在规模上还是速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这次扩招在2002年效果凸显：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劳动大军涌向劳动市场。这使得由此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所导致的对于制造业增长的中期影响成为她研究的亮点。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提供了相关数据，使得其研究可以算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省级高校毕业生增长率，并以此为自变量。其工具变量选择的是双重差分估计法，并控制了产业和省际固定效应。研究发现，一些人力资本密集的产业在高校扩招的省份明显经历了一轮快速增长，尤其在总附加值、就业水平和资本方面都有显著提高；另外更重要的是，更大的更多的公司在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劳动补偿方面都有快速增长。研究的估计结果排除了国有企业的刺激因素，同时对于额外控制变量的包含也是稳定的。
在张磊教授报告过程中，陈钊教授提出到底应该如何定义人力资本的问题。陆铭教授补充道，高校扩招的自变量选择应该考虑的因素更多，我们应该注意高校毕业生的素质是否有真正的提高，仅仅从数量上就推导出“扩招有益论”是值得商榷的。张磊教授也阐明观点，她说今后的研究应该侧重考察在人力资本密集程度不同的产业中的公司对劳动力的雇佣情况。
张磊简介：
张磊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