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煤炭是中国的主要基础能源。中国能源结构中大约80%由煤炭构成，同时能源消费的70%也是用在煤炭上。再加上，中国煤炭消费的90%是自给自足的。因此，中国的煤炭开采与煤炭工业对社会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徐航天博士指出，与中国高速的煤炭生产相对应的是，中国矿难事故也呈现频发态势，甚至一段时间，煤炭产业上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成为社会热点。他用简单的数据对比解释道：“中国生产的煤炭占世界总产量的35%。然而，由于不完善的安全设备和落后的开采生产条件，中国煤炭矿难的死难人数达到了世界矿难总人数的80%。而2003年的呃数据却表明，中国煤炭行业劳动生产率比美国低大约2.2%。”正如徐博士研究所认为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一度向乡镇小煤窑放开了准入限制。
在本篇文章中，徐博士探讨了中国的煤炭管制制度，并认为这种严重的状况促使中国政府开始重视煤炭产业的规范管制。上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逐步加强对煤炭产业的管制。最初通过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准入，并且关闭生产效率低、死亡率高的小煤窑。然而，徐博士指出，“正如本文所强调的，即便政策出台，但是效果却差强人意，尤其在生产率以及死亡率方面。”2008年，中国矿难的死亡人数仍然占到世界的70%；即便如此，较上世纪90年代而言，这已经算是成果斐然了。从1997年到2009年，死亡率下降了80%，劳动生产率提升了205%，全国煤炭产量增加了123%。
谈到文章的意义，徐博士认为“本文从地区经济增长角度对煤炭管制行为进行了估算，并对资源诅咒有了深入的认识。”根据现有文献，从资源诅咒对经济绩效影响的机制、挤出效应角度而言，一个地区的资源富集将把投资、人力资本、创新等生产要素挤向非资源领域，因此阻碍经济增长。这被认为是全球范围内导致资源诅咒的主要原因。煤炭矿井管制经营的升级将使得促进煤炭生产率提高，挤出效应也有望缓解。在这个背景意义下，“我们考察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煤炭开采管制状况，通过挤出效应的表现，观察这种管制升级是否对煤炭产业高度独立的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实证研究估计的重点放在管制效用对对于地区发展的影响上。我们应用了DID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在本文中，徐博士指出，第一个对比是管制政策实施前与实施后的，包括在省级层面上的存在大量小煤窑与不存在大量小煤窑地区之间的对比。存在大量小煤窑的地区受到管制的影响更深。第二个对比是管制实施前后，县际层面上煤矿富集地区与非煤矿矿产富集地区的对比。我们发现无论是省际层面还是县际层面，管制效用都有一个正的经济溢出效应。然后，对管制效果使用稳定性检验，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步骤是找到一个好的方法对煤炭行业管制进行测度。因为管制一是套复杂且综合的政策组合，可供计算的官方指标并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虽有争议，不过我们仍然认为矿井死亡率是对煤矿管制效果的合适代理指标。利用1995年至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我们确认了煤矿管制对相关地区的经济绩效有一个积极促进作用。测度结果在多种设定下依旧保持稳健。这种积极影响不仅在煤炭产业可以观测到，在其它经济活动中也有表现，从而，我们得出了关于自然资源挤出效应的溢出效应。
最后，徐博士总结道：“我们的结论是，尽管富集的资源禀赋并不必然与地区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但是资源诅咒这个现象仍然存在与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中。同时，制度被视为决定富集资源将会扮演何种角色的重要因素。”利用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着的煤炭产业管制政策，实证证据表明，管制政策实施后，煤炭产业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煤炭对于其它经济活动的挤出效应得以缓解。这两方面因素都对地区经济绩效祈祷积极推动作用。我们的发现表明，富集资源与地区经济绩效的关系受制于资源管理与制度。除此之外，我们发现，中国的煤矿管制政策已经逐渐减少了昔日高发的矿难事故，也降低了生产死亡人数。
报告中，陈钊教授与章元教授建议，下阶段深入研究时不妨使用不同的数据，观察其结果。
发稿人：石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