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James Heckman教授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中教育对工资的正效应很低。来自瑞安研究部的黎志刚博士认为，实际上在以往研究中，教育的边际效用并没有充分的测度出来。尤其对于中国来说，到底怎样理解教育在中国雇员边际效用的影响呢？也许，正如黎志刚博士所说，中国的养老金改革提供了一个测度教育效用的难得机遇。
黎志刚博士首先介绍了中国养老金制度的背景。养老金制度起始于1950代的国有企业中，由中央计划决定养老金制度的各个方面。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开始渐进改革。其次，黎志刚博士介绍了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1950年代，中国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高等教育体系，中央政府采取‘统招统分’的方针。而后，1960到1970年代，高等教育被文革打乱。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政府逐步向地方政府放权，统招统分逐步成为历史，高等教育面貌焕然一新。1998年，大学录取率就增长了44%；1999至2000年，录取率仍然以超过40%的速度在增长。到2012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1.89%。”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黎志刚博士构建了消费与工资的方程，并用γ表示跨期的工资-养老金率，这样就可以将教育对工资的影响测度出来，并对方程两边求对数，在求一阶导，得到教育回报方程。“这是我们的理论框架，可以看出教育回报的各个组成部分。黎志刚博士使用国家统计局的2004年制造业企业年度数据，以养老金与工资的比率为被解释变量，以教育和企业特征为解释变量，并求回归。结果表明，在养老金上升阶段，职工的教育程度也会普遍提高；由于受高等教育的职工更具有流动性，所以企业也必须提高养老金水平；同时，企业乐于以养老金的形式补偿职工，因为养老金是免税的，而提升工资则要交税。
最后，黎志刚博士给出研究结论。他认为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通过中国养老金改革的案例，我们找到了教育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理论框架与数据支撑；高等教育比重每提升1个百分点，养老金-工资比率就提高0.228个百分点；教育也能让职工利益受到更好的保障，或者说对于高学历的雇员，雇主若削减工资，想以此将养老金成本转嫁到雇员身上的可能性很小。
撰稿人：石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