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企改革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为什么在市场化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的今天，国企改革仍然没有重大突破？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口号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这能从本质上推动国企改革吗？章奇教授的文章从这两个问题出发，希望通过对央企政治实力的测算，寻找“局部改革现象”的原因，为国企改革指出方向。
自1995年提出“抓大放小”之后，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迅速摆脱了沉重的经济以及社会负担，轻装上阵的央企享受着大量的政策性优惠，并在许多经济领域享有垄断地位，从而迅速实现盈利，乃至暴利。央企的彭正令人生畏，一时间有“国进民退”之感。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垄断性的国企部门，其成本是高昂的。换句话说，国企虽然绝对规模很大，但真实盈利能力很低，其大部分盈利均来自行政垄断，并且生产效率非常低下。根据最新数据，章奇教授认为国企的净资产回报率逐年下降，并低于民营企业；央企的利润率逐年下降。同时，烟草、石油以及电力是央企获利最为丰厚的产业，同时也是垄断性最高的产业。
国企改革推进起来阻力重重，换句话说，国企改革呈现出一种局部性改革现象，可称之为PRE。在文献中，一般把局部性改革现象归结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许多研究认为，国企改革无法推进，主要原因在于央企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并认为国企已经具备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并有能力阻挠任何不利于自己的利益的改革方案。因此，为衡量国企的政治影响力，章奇教授构造了CSM指标，并用国企领导人及其代理人在中央委员会的相对实力来衡量其影响力及其变化。研究结果显示，从长期的整体的眼光来看，央企很难被认为是一个一直很强大的利益集团。这样的结论表明从利益集团角度就很难解释PRE现象了，所以，章奇教授认为央企的实际政治能量的下降并不自动意味着央企竞争对手实力的上升。因此，所谓的PRE现象，与其说是国企利益集团的反对或者游说，不如说是决策者既定政策的结果与反映，其背后驱动力是决策者通过政策选择来最大化自己的政治利益。
结合研究结论，章奇缴收入认为，给定九十年代以来CC构成的变化及其含义，民企以及国企的竞争部门在高层政治中获得直接利益代表的可能性比较小，并且央企的重大利益和垄断地位不会有根本触动。
作为评论人，张军教授指出：“从八十年代的改革经验来看，往往是地方改革先行，而后中央加以认可，比如说土地改革；那时改革是政绩，似乎有一套选拔机制，可以把地方的改革能手选拔到中央，主导全国的改革工作；但是，这样的改革风气似乎没能持续，在九十年代以后，改革基本上由中央顶层设计了，地方只能等待中央的指令才能够行动。”章奇教授表示：“我们的研究也印证了，改革的积极性不在于顶层，而在于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