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章奇教授邀请，美国西北大学副教授、著名中国政治与经济问题专家史宗瀚教授（Professor Victor Shih）在CCES举行讲座，来介绍“中国债务可持续性”的最新研究成果。讲座由章奇教授主持，张军教授、陈钊教授、陆铭教授、章元教授、王永钦教授、张晏教授、吴建峰博士、兰小欢博士、Dr. Jimmy Chen、陈硕博士参加了讨论。讲座同时吸引了校内外学生以及各界人士参加，现场气氛热烈。
中国的债务问题是否严峻？债务压力是否可控？出路又在哪里？史宗瀚教授希望能够通过一系列数据、观察、分析以及洞见，为这些问题提供新的解答思路。史教授用“非金融债务-GDP比例”来衡量中国的债务水平，他发现，2005年到2006年债务水平是非常平稳的，不过自2008年开始这一数字持续攀升，到2014年已经达到250%。“中国的债务水平已经是世界最高之一，比中国还高的只有日本和欧盟了。”除了存量债务外，史教授还指出，2006年到2013年，中国的非金融债务年净增量也在GDP的30%以上，个别年份超过45%，“而且债务增长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名义GDP的增长速度”。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债务效率下降的如此严重，换句话说，为什么看上去中国的债务累积量远远大于债务偿还量？”史教授指出，在众多因素中，2008年的“四万亿”刺激政策是一个根本性的因素。“首先，所谓的‘四万亿’实际上是十四万亿，中央政府出台‘四万亿’政策，地方政府又配套了‘十万亿’。其次，庞大的刺激计划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举债实现的，而政府‘讳疾忌医’，任凭债务包括新增利息继续滚动，从而造成了巨量的流动性需求。而债务盘子变大之后，地方政府不愿意新上项目下马，中央政府又紧盯经济增长目标。因此，债务问题日益严重。”
形势如此严峻，但这还不是债务问题真正的致命之处。“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某些条件下，债务总量其实不是最迫切的问题，而利息才是心腹大患。”史教授假设了两种情况来解释这一观点。一种情况是，假如利息为零，银行继续滚动贷款，借新还旧。另一种情况是，假如利息越滚越大，则要么债务人需要更多的现金流偿还利息，要么银行制定更高的贷款指标来滚动一部分坏账。“实际情况当然属于后一种。如果我们继续假设银行不愿意或者政府不允许银行注销坏账，则每年就需要更多的流动性去维持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而新增流动性的实现需要央行通过国内或者国外的途径来制造，要么印钞票，要么鼓励外汇流入。而需要制造流动性的要求越大，出问题的可能性越高。显然，我们的假设以及推论是符合对现实形势的判断的。”
为证明这一判断，史教授估算了非金融债务利息与名义GDP增量的比值，他发现2013年利息就已经是名义GDP增量的两倍了，或者说是GDP的19%。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按照这一机制，预计2014年到2016年，每年利息会接近名义GDP增量的三倍。
那么政府是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呢？针对这一问题，史教授介绍了一些政策新动态：“中央提出‘堵邪路、开正门、强管理、促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实际上就是限制影子银行的扩张，同时力求表外业务表内化，此外保持GDP稳定持续地增长。”但是，这一套政策的最后效果可能非常有限。史教授指出：“初步估计，要是能把加权平均利率从大概8.1%压缩到7.5%，则2016年的利息负担能从17.8万亿下降到16.2万亿。即便如此，2016年的利息还是GDP增量的2.7倍。”因此，史教授的结论是，不核销大量债务，很难解决问题。
不过，随着问题进一步深入，史教授发现核销债务必须达到总量的30%这一规模才能够回归到平稳可控状态，但是“对冲坏账想法好，钱从哪里来？”史教授指出，动用银行资本同时政府发债可能是一种办法，但是这样做“政府债务-GDP”比例就会达到56%。最后，史教授认为，大量核销同时压缩债务增量可能是一种可持续的办法，但是这样做的话，保持经济增长就难上加难了。
针对史教授的判断，张军教授、陈钊教授、陆铭教授都做了精彩的点评。张军教授指出，史教授核算债务总量的指标主要是新增贷款，而这一指标到底是否是不是净增贷款可能存在争议。陈钊教授认为，根据史教授的理论，解决债务压力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其一保持经济增长，其二扩张流动性，其三压缩新增债务，可能的话需要核销债务。陆铭教授补充认为，有时候一个严重的问题发生在中国反而会变得不难么紧迫，这是因为中国有很多扭曲，首先扭曲的存在使得问题本身的传到机制与众不同，其次中国可以通过解决扭曲来释放解决问题的空间，比如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日本和韩国遭受巨大损失，而中国却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
撰稿人：石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