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al Comparison, Financial Incentives and Risk Attitudes in Tournament-based Compensation Schemes: An Artefactual Field Experiment

经济学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给定每个人的风险偏好类型，则其在面对物质激励时会有怎样的反映呢？风险偏好类型的人就一定对物质激励非常敏感吗？反之，风险规避类型的人就一定对物质激励非常麻木吗？事实也许比臆想更为复杂。来自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方涛教授（Tony Fang）将提供详实的数据以及显著的实证研究来证明这种复杂性的存在。本期讲座由陈钊教授主持，王永钦教授、吴建峰博士以及CCES的学生参加了讨论。

方教授使用了Artefactual Field Experiment的实验理念。“我们都希望得到实验室数据，但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这是难度非常大的事情。同时，田野实验不见得适合我们的研究目的。因此，介于两者之间的Artefactual Field Experiment往往正适合检验我们的理论。”方教授认为，困扰经济学家们并不是如何检验人们的风险偏好类型，而是如何解释这样一种现象：在相同风险偏好类型下人们依然会进行不同决策。“我们的研究也许会提供一些答案。”

在实验设计上，首先，为测度实验所需要的努力和绩效，方教授引入了Tournament-Based Compensation（简称TBC）机制。其次，为了体现物质激励，方教授引入了pay-for-performs机制（简称PFP）。“PFP不但建立了绩效和奖励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且有可能对实验对象产生心理影响，既包括正向心理激励也包括负向心理刺激。这是因为，实验对象总是可以私下地或者公开地获得其他人的绩效信息。在这样的前提下，实验对象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争强好胜的心态，无疑会促进绩效，另一种是羞愧自卑的心态，无疑会导致绩效损失。”方教授认为，物质激励由此与心理激励发生了联系，一种情况是两者可以叠加，另外一种情况是物质激励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会将心理激励挤出。

方教授提出了三大研究目标：其一，在TBC机制下，理清并测度两种激励的相对重要性；其二，在物质激励和心理激励至少有一项存在的情况下，检验实验对象的风险偏好类型是怎样影响TBC的激励效应的；在TBC机制下，工人与学生对激励和风险的反映是否存在不同，在哪些方面存在不同？

为达成实验目标，方教授设计了精巧的Artefactual Field Experiment。实验要求参与者参加一项竞赛，竞赛内容是做在3分钟内完成40道算术题，每道算术题都是5个两位整数的加法运算，每位参与者要做8轮这样的测试。加法运算所用的两位整数是电脑随机生成的。参与者不能借助任何帮助，必须独立手算这些题目。方教授选择了三家中国内地企业进行工人组实验，一家国有企业，一家民营企业，一家合资企业，共随机挑选了340名工人。方教授另外在一所大学征集了220名本科生来做这个实验。方教授测度了参与者的风险偏好类型。为最终估计的稳健性和便利性，方教授使用了控制组-实验组策略，并考虑了within-person和between person的效应。

实验结果表明，对于工人来说，在4个实验组中激励效应都不起作用。对于学生来说，在4个实验组中，激励效应在3组中是显著的。对于工人来说，无论是物质激励还是心理激励都不显著，而且工人的风险类型中风险规避占了主流。对于学生来说，在物质激励控制组中实施绩效公开排名制，将起到显著的激励作用。因此，方教授提出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问题：“在工厂中，计件工资真的能够起到激励作用吗？对风险偏好类型的工人来说也许是的，但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他们可能只想求安稳，因此这种激励对于他们不但不会起到正向作用，还有可能会导致他们走向极端。”



石　烁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