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allocation and Distributive Consequences under China's Red Capitalism: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从体制角度看，中国一方面进行强有力的市场化改革，而另外一方面维持了一整套的集权政体。在这套体制内，政权高度集中，而且经济资源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也被以国有的方式垄断经营。虽然在近二十年年里，中国经济保持了“超高速”增长，但是这套体制还是导致了大量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比如 资源错配和低效利用，收入两极分化，腐败和社会不确定因素增加。可是，即便问题如此严重，有时甚至以激烈的方式爆发，但是这套体制看上去仍具有相当的持续性，而且仍然能够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竭的制度红利。这样一个迷局必须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清醒的认识，而来自浙江大学潘士远教授和CCES章奇教授合作的最新研究将为相关问题的破解提供扎实的理论路径。本期讲座由陆铭教授主持，CCES的陈诗一教授、张晏教授，以及吴建峰博士参与了讨论。
“我一直有一个困惑，从长期来看，这套机制显然更可能导致资源错配，但是为什么这套机制仍然能够维持？”潘教授阐述了自己的研究动机，他也坦陈“我们的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中，此次做客CCES，也希望向大家请教，以优化我们的分析。”
这篇文章的研究目的直截了当。潘教授指出：“有三个目的希望能够在这一个模型中实现。首先，我们希望探究集权体制下进行资源分配的逻辑，以及这种分配所引致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其次，我们希望借此预测，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政策策略选择及其结果。最后，我们希望阐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及其制度因素。”
为达成研究目的，潘教授构造了模型，并且介绍了模型设计思路。“在我们的模型中，政党为了维持政权需要获得两大团体的支持：精英派和大众派。相对而言，精英派在政治上更有实力，但是经济绩效上是低效率的。政党可以用‘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组合收买或者打压这两大势力，而其中‘取舍’的目的就在于最大化忠诚度，以确保集权体制得以延续。”
“我们的模型还包括两类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潘教授介绍指出，货币政策可以用来在精英派和大众派之间分配货币资本，借由其各自的生产函数，这样的配置就可以决定两大派各自的投资行为和收入水平。财政政策相当于“大棒”，就是用税收来驯服精英派和大众派。
模型推导的均衡结果相当引人注目，而且引发了与会教授的热烈讨论。模型的一个推论是，为了维持集权体制，最大化忠诚度，政党会继续推动总税收增长。但是，实际上非国有部门已经承担的十分沉重的税负，而生产效率更低的国有部门却没有承担与其垄断收益相当的税负水平。
模型的另外一个推论是，经济上高效的部门将面临更为紧张的金融约束，而且这似乎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潘教授认为，这个趋势在两种情况下将会愈演愈烈：首先一种情况是，政党发现仅仅使用物质优惠已经日益难以取悦大众派；其次一种情况是，精英派的政治能量越来越显著，以至于政党发现必须牺牲更多的经济效率来满足精英派的需求，以此换回其对于体制的支持。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释中国所存在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问题。潘教授认为，这个模型告诉我们，只要精英派比大众派更具有维护体制的能力，那么不平等就会愈演愈烈。
最后，潘教授得出结论。他认为，政党使用“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组合来实现体制的延续。而这套政策能够引致一系列资源配置的发生，进而衍生出复杂的结果。“只要支撑红色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基础没有改变，政党除了延续这套策略之外别无他法，因为这样做可以延续体制的生命。”
撰稿人：石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