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e Power and Taxation in Autocracies: Evidence from Late Imperial China
对于古代帝制中国而言，是什么决定其专制体制下的税率？来自山东大学的陈强教授带来了关于此问题的最新理论和实证证据。CCES陈钊教授、王永钦教授，陈庆池教授、陈硕教授，以及兰小欢博士参加了本期讲座，部分博士生也参加了讨论。
对于研究动机，陈教授认为：“专制，或者说非民主，实际上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体制，古代更是如此。但是，经济学家们往往对于专制缺乏关注，远逊于民主。目前，解释专制的流行理论便是Olson (1993, 2000)提出的坐寇理论（the stationary bandit theory）。”由此，陈教授希望发展坐寇理论的模型框架，由此，使用古代帝制中国的数据，来检验税率与国家强制力之间的关系。
模型假设中，陈教授主要假设了两类博弈人：统治者与劳动者。两者都是自私的，且是风险中性的收入最大化人。统治者的收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依靠强制力的直接收入，二是对劳动者收入进行征税。同时，陈教授也对国家强制力，征税行为，造反成本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假定。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劳动者的造反意愿是外生的。劳动者A是机会主义者，只要税赋超过收入，并且造反预期收益大于造反预期成本，那么A就会决定造反。而劳动者B却甘愿忍受统治者压榨，无论税赋多大，他也不会选择造反。
陈教授最大化统治者的征税净收入。一阶条件表明，只有造反边际成本与A的造反几率形成恰当的关系，才能够实现征税净收入最大化。同时，造反边际成本与国家强制力密切相关，造反几率与税率有关。这就构建了税率与国家强制力之间的理论关系。
为检验这一理论，陈教授使用了清末1820年左右261个县的数据。其中，土地税来度量赋税，并选取梁芳仲（1980）的数据。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对国家强制力的度量，陈教授使用地方驻军规模来间接衡量国家强制力。为了处理内生性问题，陈教授使用一个县城是否在前线（包括外国边界和国内具有潜在造反意愿的自治地区）这一哑变量来做军队规模的第一个工具变量。军队规模另一个工具变量是县城所在地区的地势崎岖程度。另外，陈教授为其它重要控制变量也选择了工具变量。由此，为了解决过度识别问题，陈教授利用GMM来选择最优估计。
陈教授的回归结果支持了国家强制力对税率存在影响。由此，陈教授得出结论认为，均衡情况下的税率与国家强制力不但能够互相影响，同时也受到造反概率、强制力技术、忠诚度、造反成本、收入和统治者的非税收收入的影响。
在讨论环节，陈庆池教授建议陈教授考虑其它类型的纳税人和税收收入，因为土地税仅仅是对从事土地生产的劳动者所征收的税赋，而清帝国的劳动者类型显然是多样化的，比如渔民、牧民、山民，商人，小手工业者等等，很难说土地税就涵盖了这些人的税赋。陈钊教授认为，地方驻军军费开支的结构需要考虑，如果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更多，那么很可能驻军的目的是镇压地方造反，如果地方自收自支的部分居多，那么很可能是地方长官倚仗武力对其所管辖民众进行掠夺。
文/石烁 摄影/石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