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d Safety, Proactive Recall and Collective Reputation
中国古语有云“民以食为天”。但是，最近十年却成了中国农产品食品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尤以三鹿奶粉事件为标志。本次讲座，CCES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余建宇博士分享她关于此问题的最新研究。余建宇2009年在法国图卢兹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目前在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工作，她的研究方向是产业组织、农业经济学和农业政策。讲座由CCES寇宗来教授主持，陈钊教授、陆铭教授以及CCES学生参加了讨论。
首先，余博士介绍了研究背景与研究动机。“人们往往乐于指责中国企业缺乏主动召回意识，即便企业方已经了解到可能出现产品安全危机，也不愿意使用召回机制来解决问题。具体而言，我们可以观察到近十年来出现了大量的农产品食品安全危机，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就是一个高潮。”余博士由此认为：“我们有必要指出企业主动召回决策机制中的关键因素，并在此行为假设的前提下，分析企业在召回方面的种种情况，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更深入的理论依据。”
余博士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构建相关理论框架的思路。“我们的研究基于诺奖得主让·梯若尔的著名文章A Theory of Collective Reputations(1996)，是对其模型的一个扩展。”余博士的研究正是基于梯若尔提供的假设进行的，即：
1) 集体声誉与其成员的个体声誉一致；
2) 个体历史行为不能被完全观察到，而集体历史行为则可以被完全观察到；
3) 集体的历史行为是集体当前行为的前提，因此集体的历史行为可以被用来预测其成员的个体行为；
4) 集体新成员的行为取决于其前辈成员的历史行为。
在激励机制模型的推演下，余博士得出了如下初步结论：（1）组织之所以使用复杂契约以及质量检测，主要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2）个体声誉由集体声誉决定，反之亦然；（3）主动召回决策受制于集体声誉可被观察到的可能性。
尽管余博士的工作令人眼前一亮，但是其研究激起的争论远远多于共识。寇宗来教授认为，我们常常观察到汽车企业常常使用主动召回机制，而这样的事例在农产品食品企业中往往少见，这主要是由于生产流程的标准化程度以及事故追究复杂性在两个产业中是迥然不同的。陈钊教授与陆铭教授关于模型假定中的信息假定难以达成共识，陆铭教授认为历史信息可以看做是外生的，而陈钊教授认为历史信息是内生的，不需要额外假定。
文/石烁 摄影/石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