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re Will Be Killing: Collectivization and Death of Draft Animals
2015年12月3日，第450期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在经济学院710会议室顺利举行。在20世纪50年代，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一场迅猛的生产资料集体化运动。虽然大量的研究已经说明了这场过早集体化所带来的产权破坏问题，但是少有研究能够提供实证证据的支持。本期讲座荣幸地邀请到CCES的兰小欢教授，他报告了对集体化与役畜死亡关系的研究，以此说明产权破坏后的恶劣后果。陈庆池教授、陈硕教授、刘宇博士以及其他博士研究生参与了讨论。
兰教授从研究背景说起，他观察到，在集体化演变为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公有化运动之前，农村家庭被合并到多种生产组织之中。兰教授介绍认为：“从1950年到1955年，自耕农被逐渐吸纳入农业互助组，而随后初级生产合作社又取代了互助组成为更为普遍的生产形式。然而到1956年，高级生产合作社突然一跃成为占绝对主要比例的生产形式，随后到了1957年，全部农村家庭都成为了高级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兰教授进一步指出：“集体化的如此突然加速绝非依靠农民的自愿参与而得以完成。”
为支持这一假设，兰教授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役畜存栏量的数据，这一数据显示以1954年的5700万头为峰值，存栏量随后发生了剧烈下降，到1957年为不足5400头。另一个证据来自当时牛皮的数量，数据表明1955年牛皮供应链陡然增加。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说，兰教授从42分揭秘政府档案、内部和公开报告、1720份县志以及地方气象站的记录上搜集并整理了一个数据集。这一数据集考察期为从1952年到1957年的6年时间，涉及到占全国71%的1600个县级行政单位数据，并且这一数据覆盖了77%的农村人口，包括役畜存栏量、人口、土地、粮食产量、洪水以及干旱资料。
兰教授使用DID估计方法。他以役畜存栏量的对数为因变量，以集体化程度、年份哑变量、县级控制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为自变量。其中，兰教授使用中农所有土地数量占全部土地数量的比例来度量集体化程度。实证结果很好的支持了兰教授的假说。集体化对于役畜存栏量具有显著且非常大的负效应。“即便在控制全部变量之后，我们也能够发现集体化造成了大约役畜存栏量减少部分的5.4%。”另外，基于其他实证回归，兰教授在机制上排除了机械化的影响，以及公地悲剧的可能性。他同时发现，在控制役畜存栏量后，集体化程度的提高也导致了5.4%的粮食减产。
兰教授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过早的进行集体化导致农民杀掉了大量役畜。因为集体化破坏了农民的产权，活的役畜是集体的，而杀牛之后得到的牛皮却可以归自己所有并卖上一个不错的价钱，所以农民更愿意在上交集体之前就杀掉自己的役畜。
文/石烁 摄影/石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