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ause of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Revisited Using Panel Data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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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4日，第460期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在经济学院710会议室顺利举行。1958-1961年的运动给人留下的印象除了大炼钢铁、农业卫星以及大食堂，还有惨痛的大饥荒，而后者在今天常常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本期讲座荣幸地邀请到了厦门大学的方颖教授，方教授报告了中国大跃进饥荒的再审视之研究。讲座由陈钊教授主持，范剑勇教授、范子英教授、兰小欢博士以及部分博士研究生参与了讨论。
对于大饥荒的原因，现有文献给出的理论往往引发巨大争议。方教授则基于亚当·斯密提出的食物可得性减少理论，从激进政策入手，来研究大饥荒的原因。他认为，激进政策的两方面影响，即资源转向和政治以及制度因素，应该为大饥荒的产生负主要责任。
在研究中，方教授致力于三方面工作。其一，量化估计政策因素对粮食产量巨减的影响。其二，对每个省在大饥荒时期的政策的激进程度构建一个加总指标，并利用这一指标有效解释省级死亡率的不同。其三，估计在现有文献中每个政策代理变量对政策激进程度的加总度量之贡献。
方教授也坦诚，这一研究的主要困难在于，研究者无法观察到在大饥荒时期之没有被激进政策影响到的中国粮食产量。方教授由此指出：“我们必须使用由Hisao等人（2012）提出的面板数据评估方法来估计反事实。”
实践中，方教授利用农业气候相似区域理论来选择日本同时期的县作为控制组。方教授指出：“在识别策略上，我们认为这些日本县在中国大饥荒时期实际上与中国大陆的处理组地区在无法观测到的农业气候因素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同时这些日本县并没有受到中国那种激进政策的影响。”
结论上，方教授使用面板数据评估方法，由此量化估计了在大饥荒时期激进政策对中国粮食产量巨减的影响，平均为0.18，也就是说平均减产了18%。方教授用政策影响指数（The
Political Impact Index，即PII）度量了中国省级政策激进程度，这一指标能够显著地解释死亡率的空间分布问题。另外，方教授将现有文献中的代理变量对PII进行了回归，由此量化评估了这些代理辩论的相对重要程度。
在讨论中，陈钊教授注意到，尽管其它省份PII的反事实估计值普遍高于实际值，但是上海的PII反事实估计值却明显低于实际值，这对方教授理论的成立实际上构成了挑战。方教授表示，他们会在今后的研究中尝试解释这个现象。
文/石烁 摄影/石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