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ency Conflicts and Tax Aggressiveness: Evidence from China
2016年4月12日，第458期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在经济学院710会议室顺利举行。企业避税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期讲座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幸婧博士，她报告了对于代理冲突与企业避税两者关系的研究。讲座由陈钊教授主持、陆铭教授、罗长远教授、吴建峰教授、李婷博士以及部分博士研究生参与了讨论。
首先，幸博士的研究问题由三部分组成。作为研究基础的问题是，如何检验代理冲突与企业避税决策两者关系。在幸博士的研究中了，代理冲突指的是内部人（控股股东）和外部人（少数股东）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幸博士希望检验企业避税与内部人抽租二者关系是替代还是互补？第三，幸博士非常关心，在考虑政治因素的情况下，代理冲突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又将如何变化。
在文献综述环节，幸博士发现，一方面，现有研究认为企业避税对少数股东有益，也就是说，通过企业避税，企业用于投资和支付的现金流将会增加。另一方面，内部人和少数股东的代理冲突也会导致“不充分”的避税，这意味着，更多的内部人抽租——这是代理冲突更为严重的表现——将会导致更少的企业避税意向。然而，幸博士列举的最新的研究表明，为了达到反侦察的效果，企业避税往往需要复杂性和迷惑性，而这一点也往往成为管理投机主义行为滋生的温床。由此，幸博士指出，企业避税与管理佯动（managerial diversion）应是互补的，也就是说“避税越多，抽租越多”。
由此，幸博士收集了2003-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她检验了企业避税与内部人抽租的关系。幸博士假设，控股股东是决策者，他们会利用内部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支配权的分离。尽管大多数研究不能够直接度量抽租，幸博士成功地直接使用数据了来度量抽租现象。
幸博士认为，内部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支配权分离的程度越大，就意味着更为严重的代理冲突。因此，她假设如果内部人面临更大的分离，就意味着企业更有避税倾向。为检验这一假设，幸博士构建了基本实证模型，其中她使用现金有效税率作为因变量，另外她使用C/O率（控制权对现金支配权的比率）作为自变量。她控制了企业的资产回报、总资产规模、金融杠杆率、销售增长率等变量。同时，她加入了年份哑变量、省份哑变量以及行业哑变量。
为了测度政治关联程度，幸博士收集了企业披露的董事会董事建立信息。幸博士搜索简历中涉及政府关联的关键词，由此判断该董事是否具有政府背景。随后，幸博士用有政府背景董事数除以董事会董事总数，计算政治关联率；对于这一关联率，幸博士为国有企业设定了70%的阈值，为非国有企业设定了50%的阈值；最后，假若关联率超过阈值，及判定该企业具有政治关联性，则Connected哑变量为1，否则为0。幸博士将Connected哑变量、Connected哑变量与C/O的交互项加入到基本实证模型中，做进一步研究。
基于实证结果，幸博士得出结论认为：1）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往往具有更为严重的代理冲突问题，从而也出现了更多的避税行为，并且针对少数股东发生了更多的抽租行为，这一发现印证了企业避税与抽租两者互补的假设；2）在非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可以缓解代理冲突对于企业避税的效应；3）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会因为非常不同的原因使用金字塔股权股权结构。
文/石烁 周龙飞 摄影/石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