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调整、服务业发展和中国城市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
2016年10月11日，第471期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在经济学院710会议室顺利举行。在2008年以后，中国的收入差距变小了，无论是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还是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出的基尼系数都在2008达到顶点后下降。城镇工资收入差距和农村基尼系数也都在2007-2009开始陆续下降。对此问题，本次讲座荣幸地邀请到了复旦大学章元教授，报告他在结构调整、服务业发展和中国城镇收入差距变小之间关系的最新研究。陆铭教授、陈钊教授、吴建峰教授和一些博士研究生参与了此次讲座。
在研究中，章教授通过三个渠道获得数据，分别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2003-2013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拥有1600个观察对象，覆盖接近20个省份；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CHIP）的城市原住居民和城市外来人口的数据；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的外来人口数据。
章元教授按照Shorrocks (1980)的方法分解收入差距。首先，他通过把样本分为城市原住居民和外来人口，来研究中国城市工资收入差距的构成。他发现收入差距的下降主要是由城市原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下降造成的。然后，章教授把城市原住居民样本分为第二产业和服务业产业，来研究两个产业收入差距的构成。研究表明，城市原住居民的收入差距下降主要是因为服务业内部收入差距的下降。之后，章教授把从事服务业的城市原住居民分为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来研究。结果显示，服务业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低端服务业内部的收入差距下降。
通过以上的分解，章教授提出，中国2008年以后收入差距下降的原因，在于中国城市原住居民在低端服务业内部的收入差距下降。他的理论假设是在2008年后中国到达了刘易斯拐点。数据显示，在2007-2008年间，第一产业劳动力大幅下降，在2010年之后，中国的外来人口总数也下降。与此同时，15-64岁的人口总数达到最大值。章教授认为，外来人口的溢出效应对城市原住居民的工资有正效应。
自从2007年起，中国的增长模式由出口导向、投资推动模式转变为消费引领、服务推动模式。章教授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控制了产权占有、所属产业和所在省份的情况下，外来人口在刘易斯拐点以后并没有受到工资歧视。低水平劳工（受教育低于10年）甚至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工资出现了上升。同时，低水平的城市原住居民在刘易斯拐点后工资也出现了变化。
最后，章教授给出了另外一个假说。即只有在刘易斯拐点之后，低端服务业才会和制造业、建筑业争夺低水平劳工。所以，制造业、服务业雇佣的劳工越多，服务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就越小。
文/段玉柱 摄影/段玉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