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dogenous Neo-Confucianism: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China
2016年5月24日，第463期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在经济学院710会议室顺利举行。儒学是中国思想与精神生活的主要源泉之一。南宋以后，新儒学，亦即理学，其地位在逐步上升，最终在明清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不过，这一历史进程的微观基础却始终没有可信的研究支撑。而利用计量工具，经济学家可以对理学兴起的细节给出更为确凿的证据。本期讲座荣幸地邀请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白营博士，白博士报告了其对于理学发展路径的最新研究。讲座由陈钊教授主持，陆铭教授、陈庆池教授、王永钦教授、陈硕教授以及部分博士研究生参与了讨论。
白博士的研究问题是理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回溯儒学传统在中国的建立过程，白博士认为儒家伦理提出了一整套基于家庭的伦理标准，后来的儒学家们就此不断阐发，提出了儒学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规范意识。白博士指出，儒家的家庭伦理，亦即孝，要求中国男生必须孝敬父母，而中国女人必须遵循“从父，从夫，从子”的“三从”规范。
女性的贞洁是理学高度重视的问题。在理学语境中，未亡人如能拒绝再婚，甚至在一定情况下采取自残或者自尽的方式来保守贞洁，将被视为是无尚美德。由此，她们将被称为“贞妇”，并且受到家人，甚至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褒勉。
白博士认为，“贞妇”在最开始并非定规。宋代之前的中国人对于未亡人再婚的问题并没有明显的价值观判断。然而，随着公元1127年北宋的突然覆灭，贞妇数量突然开始大幅增长，而当时的政府根本没有为其提供物质激励政策。
研究中，白博士将理学的发展与北宋覆灭后的大南迁联系起来。在公元1127-30年，500万人从北方迁往南方。白博士认为，其中的机制在于，大南迁引发了外迁族群与本地族群的竞争关系，这使得人民日益重视基于家庭、族群和亲缘的社会协作。
白博士整理了中国292个县级行政单位在公元前220年到公元1820年的信息，形成了一套县级层面面板数据。他利用贞妇数量作为理学发展程度的代理变量。他提出，贞妇数量作为代理变量其可靠性在于两点，一是其与现存族谱密度成正比，二是在长期看来，大多数县的贞妇数量都是上升的，体现可靠的跨期变化。
在实证模型中，白博士的自变量是县级层面的移民总数。同时，白博士控制了时间不变变量，包括该县在北方还是南方、面积、公元1080年前后县域内是否有大江大河、距离开封的直线距离、距离杭州的直线距离、是否为大米产区、是否为玉米产区、是否为小麦产区以及是否为甘薯产区。在稳健性检验方面，白博士使用了三种策略：1）将有移民的县与没有移民的县进行对比；2）将因变量的不同形式进行对比；3）将基于不同识别技术的结果进行对比。考虑到自变量的内生性，白博士引入了北方出生南方为官的官员数量作为工具变量。
基于显著结果，白博士结论上得以描述在公元1127-30年的大南迁期间，理学的发展路径。白博士使用贞妇数量（密度）来测度理学发展程度。实证结果表明，理学的兴起发端于北宋的覆灭。500万人从北方迁往南方，这引发来移民族群与本地族群的生存竞争。由此，人们日益重视社会协作。特别是在生存竞争激烈的地区，人们开始采纳理学的价值体系，开始强调个体对家庭的绝对忠诚。白博士同时也承认，研究结论目前只能证实人们对理学的需要，但并不能解释理学的产生问题。
在讨论中，陆铭教授更关注研究如何识别移民与本地族群的竞争现象。陆教授建议，应该关注一地区的姓氏构成变化，哪些是原有姓氏，哪些是移民姓氏。陈钊教授也认为，研究应提供地方层面移民与本地人冲突的证据，以支持竞争效应的存在。
文/石烁 周龙飞 摄影/石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