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ne Child Policy and Promotion of Mayors in China
2016年5月17日，第462期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在经济学院710会议室顺利举行。在中国当市长可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市长不仅要对地方经济负责，而且人口增长率也被纳入其考核指标，这是因为自1980年，中国就开始执行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本期讲座荣幸地邀请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波尔得分校的张爽博士，张博士报告了计划生育与中国市长晋升关系之研究。讲座由陈钊教授主持，陆铭教授、陈庆池教授、兰小欢博士以及部分博士研究生参与了讨论。
张博士的研究问题分为两方面，其一是，市长晋升与精英政治目标是否一致？其二为，那些被提升的市长们是否真的具有更高的能力？张博士表示：“对于第一个问题，多数文献显示，中国的精英政治体制常被认为成功选出了高能力的领导者，但是我们仍要追问，我们是否能够将市长政绩的相对价值从筛选市长的价值中剥离出来？另外，第二个问题，我们进一步希望在知道，晋升候选人们是否具有欺骗的潜在性？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在均衡情况下，市长的能力是如何被有效的筛选出来的？”
在研究中，张博士构建了一个委托-代理模型。其中，假设1位委托人（省级领导）是风险中性，另外有大于2个的代理人（市长）。代理人能力由ai, a1 ＞…＞ aN ≥ 1表示，其中，ai表示私人信息，代理人i知道能力分布。产出函数，也就是生育率函数，可以表示为yi=ei+εi。另外，代理人努力情况可以由成本函数表示。由此，张博士解出了委托人效用最大化情况下的一阶条件。
理论命题表明，就委托人行为选择而言，存在两种情况。其一是，相较于筛选，委托人更重视产出，由此他会使用计件工资机制。其二是，委托人反之更重视筛选，则他会使用锦标赛机制。
数据方面，张博士收集并整理了中国1985-2000年在位市长的信息。具体而言，她从各个地方志以及城市年鉴上获得了市长姓名以及其它信息。由此，张博士掌握了中国28个省份258个地级行政单位的967位市长信息。在上报生育率方面，张博士整理了1985、1990和1995年的省级五年发展规划的生育目标。
在实证模型上，张博士使用晋升市长数量对计划生育政策效果、以及GDP对数进行了回归。同时，她在模型中控制了市长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并且在内生性问题上，张博士也考虑到腐败与选择问题可能造成对计划生育政策效果对市长晋升影响的识别偏误。由此，张博士认为，首先对于选择可能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模型中的市长固定效应已经捕捉到了影响初始执政地之时间不变特征，所以这一点的影响可以忽略。其次，对于腐败问题，因为政治关联会随着时间变化，所以张博士利用生育率在省级层面的突降作为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工具变量。
结论上，张博士的研究表明，均衡晋升规则与精英政治目标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上报计划生育政策效果对于官员晋升是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另外，欺骗行为也符合经济激励情况，这是因为实际计划生育政策效果与晋升没有显著关系。
文/石烁 周龙飞 摄影/石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