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4日下午，第530期现代经济学系列讨论在经济学院710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的庞春教授，报告的题目为“产消者密度、市场厚度与经济演进——分工的超边际分析”。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陈钊教授主持，朱智豪教授、陆铭教授以及部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参与了此次讲座。
庞教授首先解释了产消者的含义：与传统经济学生产者与消费者是割裂的相区别，产消者的概念将生产与消费者统一，一个经济行为人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而这种统一，是由杨小凯提出的专业化理论实现的。庞教授紧接着指出：专业化与分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专业化是个人的选择，而分工是不同决策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市场来实现，但两者紧密联系。由于专业化是内生的，所以生产和消费是统一的。随后，庞教授通过一个问题介绍了研究的动因：依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整个国家而言，人品密度高低与人均GDP并无必然关系。那么，为什么人口密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贫穷（如过去的中国、印度，当今的孟加拉国、马尔代夫），而人口也较稠密的新加坡、西欧小国却富裕？为什么人口稀少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国民富裕，但人口也稀少的俄罗斯、肯尼亚、刚果等非洲国家却较贫穷？回顾文献，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并没有统一的结论。对此陆铭教授认为跨国比较未必合理，因为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技术阶段，而且以城市为主的新加坡与以农村为主的其他一些国家也未必可比。
庞教授认为：人口密度变化与市场交易有关。以宋元时期为例，人口密度急剧上升，同时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其研究视角是：从分工网络的演进中，来探索国民财富与产消者密度的关系。因为内生的分工网络与参与人数有关，而参与参与专业化活动的产消者数量与人口密度有关。在图示分工与交易网络的演进后，庞教授讲解了产消者密度的模型。由模型得到的结论是：若提升交易效率或加大管控拥挤的力度, 则可驱动产消者聚集分工；若学习成本攀升,则会逼迫产消者聚集,因为越是复杂的技术，越是需要分工，这有利于削减成本的压力；若资源变得稀缺, 产消者则可通过聚集共享来获得正效应,以抵偿资源枯竭所造成的负效应，比如日本；若生产技术的正向反馈越强, 就可使产消者在相对不太稠密的区域开展分工、实施共享, 以降低拥挤的不利；若产品品类的差异性越大, 则在人口更为稠密的区域开展分工、交易与共享就越有利。
但是，人口密度不是市场兴旺的单一决定力。人口密度对市场厚度有“潜在”促进作用。市场厚度在文献中没有定义，已有的研究用人口密度来替代。庞教授提出这是不合理的：人口密度不等同于市场厚度，要考虑市场交易条件，否则人再多，也无法匹配。例如：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人口密度很大,但人均实际交易量却很小,市场单薄、交易活动微弱；相反,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虽然地广人稀,但经济发达。市场厚度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水平。也就是在给定区域内，不断聚集的产消者，把产出量地转化为交易量、凝聚市场规模，释放供需力量的强度。于是，庞教授引入了市场厚度模型，得到的结论是：市场厚度的形成和增加, 取决于持续改进的交易效率。在交易效率的充分改进中, 市场厚度随着商品化程度、产消者密度、市场的品类丰饶度、人均消费水平的增加而增强。产消者自供自用程度的降低, 折射了市场厚度的升高。人均真实收入则将在市场厚度的强化中实现增长。因此，这个模型回答了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为何一些国家人口密度高，但是经济却不发达？是因为市场厚度不够。
此外，庞教授还提出：单一中间变量,无法解释市场厚度的成因。各种因素间其实是互补关系：人口稠密不代表产出量大, 更不代表实际供需 量大。逛街多，但人均实际成交量小, 市场虚假旺盛。商品化程度上升, 或自产自用程度下降，但若人口稀少, 也会拉低市场厚度。交易品种类数目、人均消费水平也会影响市场厚度。讲座过程中及讲座之后，与会师生与主讲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文/张卓韧 摄影/张卓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