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7日下午，第524期现代经济学系列讲座在经济学院710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来自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陈硕教授，报告题目为“Move
to Success? Headquarters Relocation, Political Favouritism,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陈钊教授主持，朱智豪教授、张晏副教授、奚锡灿老师、王之老师以及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参与了此次讲座。
陈教授先从大家熟知的阿里巴巴集团淘宝双11活动发出提问“这么大体量规模的企业为什么会在一个非一线城市？”进而，陈教授又给出了企业总部迁移的新闻，如三峡集团及万达集团总部迁到北京。从中讨论总部迁移对企业的影响。现有文献表明，总部是现代公司的组织管理中心，总部的选址及重新选址是企业的战略决策之一，会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经济发展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除了经济影响外，最近一些文献开始重视政治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总部所在地毫无疑问地会影响其获得的政治联系，虽然政治动机和基于市场因素进行总部迁移不同，但基于政治联系而进行总部迁移并从中获得政治偏袒同样会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陈教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公司总部不同目的地迁移对公司造成的一系列影响。2000年—2015年间中国上市企业共发生过156起企业总部迁移，其中42起（27%）的迁徙目的地是北京，迁到上海和深圳分别是20起（13%）和9起（6%）。陈教授假设迁往北京的企业更加偏重谋求关系，而迁往上海/深圳的企业更加偏重获得市场优势。
在文章实证中，陈教授团队采用双重差分法，对企业迁移到政治中心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深圳的效应进行识别。总部迁移到北京的企业构成实验组1，总部迁移到上海深圳的企业构成实验组2，其他企业被认为是控制组。由于迁徙决定是内生的，陈教授采用倾向值加权匹配法克服由于遗漏变量带来的控制组和介入组不可比问题。在场老师也提出了合成控制法等一些其他匹配方法。但这些匹配方法的适用性在学术界也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最后，实证发现：迁往北京的企业在迁移后获得了更多的关系：吸纳了更多的具有政治背景的董事、更可能进入政府管制行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并享受更低的利息率以及得到更多的政府补贴。就迁移对企业的作用来说，该文发现不管迁到北京还是上海/深圳，均能提高企业的会计业绩，但股票市场并不看好那些迁往北京的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差异可以归咎于政治偏袒对企业可持续增长能力的损害。具体而言，将总部迁移到北京会将一家位于中位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下拉至第25分位，同时会使总收入中用于研发支出的比例下降0.8%、发明专利数量减少9.2%。而将总部迁移到上海或深圳的企业在可持续增长能力方面呈现出相反的表现。这些结果共同表明政治偏袒扮演了类似资源诅咒的角色：尽管它为获得政治偏袒的企业带来了额外的回报，但损害了这些企业的效率和创新能力。这意味着以获取政治偏袒为目的的总部迁移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讲座过程中及讲座之后，与会师生与主讲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文/刘晓罡 摄影/朱红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