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7期】吴桂英：Estimating Productivity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2018年10月11日上午，第547期现代经济学系列讨论在经济学院710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吴桂英老师，报告的题目为“Estimating Productivity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Investment”。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陈钊教授主持，吴建峰副教授、王之老师及部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参与了此次讲座。

吴老师首先介绍了研究动因。因为关于基础设施投资，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支持。吴老师通过引用一句俗语“要想富，先修路”来说明基础设施投资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先导；并指出，在经济下滑时，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就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是对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的质疑。因为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基础设施投资在长期确实能提高产出和收入。而且，当基础设施是由公共部门融资投资的时候，其效率和金融稳定性也值得商榷。因此，吴老师的团队要通过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进行估计来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一是，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平均回报是多少。二是，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导致的增长是短期的财政扩张引致的需求效应还是长期的供给侧的生产率的提高。三是，这类投资提高生产率的机制是什么？这不仅对于评估已有的基础设施项目到头重要，对于未来的基础设施投资政策也具有重要意义。

接着，吴老师回顾了该领域的经典文献。已有的研究是将公共设施投资变化引入总量生产方程进行估算，然而所估计出的弹性差异非常大，范围从-1.7到2.04；而其原因可能在于逆向因果问题。具体而言，可能不是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而是经济增长促进了基础 设施投资。因为一方面，更高的产出意味着对基础设施更高的需求；另一方面，更高的产出意味着有足够多的资金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以此问题，已有文献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法。其一是，总量和分解相结合的方法。也就是采用行业层面的生产率数据和国家层面的公路数据。其二是，用联立方程进行估计。这种方法需要详细的价格数据，而这通常是不可得的。其三是，工具变量法。这也是这支文献中最盛行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要找到交通基础设施的工具变量是相对更为容易的，而要找到更为一般化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工具变量则很难。此外，在估计上，还面临一些其他的困难。比如：地区或部门层面上的数据忽略了基础设施在地区间的溢出效应。又如：估计量同时反映了需求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再如：使用宏观数据存在联立方程偏误问题。

而吴老师团队的研究使用的是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用内生生产率的企业层面的生产方程估计；并采用省级层面的基础设施投资数据；并对需求和溢出的结构进行假设，从而便于估计。即使如此，仍然可能面临逆向因果问题，包括三种可能性。一是，基础设施的分布不是随机的，可能与省级的生产率相关。二是，基础设施的分布可能是基于对省级层面加总的生产率的预期，而省级的生产率是由该省的企业生产率加总得来的。三是，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可能会进行选址到生产率更高的省份，而生产率更高的省份可能有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为此，研究通过一阶马尔可夫过程来模型化基础设施投资对生产率的影响。由于前一期的基础设施投资对当期的生产率的影响被滞后项吸收，因此可以避免经典度量误差问题，同时也缓解了已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当期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造成的逆向因果问题。为了进一步缓解逆向因果问题，将预期生产率用非参方程表示，从而模拟随机的基础设施配置，从而缓解了由企业的自选择所引起的逆向因果问题。又考虑到政策制定者可能会预期到省份在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后的生产率的增长效应，从而使得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依赖于经济波动，因此将内生生产率进行分解，并假设企业层面的生产率异质性与省级的是无关的，从而省级的基础设施投资对企业层面的生产率是外生的。随后吴老师详细介绍了各回归模型。

这项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企业层面的生产数据，来自工企企业调查数据库；省级层面的基础设施投资数据，来自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本文所研究的基础设施包括：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与供应；交通、仓储和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相关的典型特征事实是：90.4%的基础设施投资来自国有企业，其中中央的占42.7%，地方的占57.3%；省级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如：项目的审批和贷款等。而基础设施的投资动机，中央政府的动机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为快速的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二是，降低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而地方政府的动机则在于可以从中获得大量贿赂，同时也是应对GDP标尺竞争的一个重要手段。

吴老师团队的研究发现：在199-2007年间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总体回报率中，5.3%来自生产率的提高，6.2%来自生产率和需求效应的共同作用；在考虑到溢出效应后，结果几乎翻倍。在异质性上，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更频繁、且更有效率地利用当地的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引起生产率提高的机制与资源再配置理论相一致：首先，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了低生产率的企业退出的机率。其次，增加了高生产率的企业的市场份额。讲座过程中及讲座之后，与会师生与主讲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