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7日下午，第544期现代经济学系列讨论在经济学院710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来自南加洲大学的Andrii Parkhomenko老师，报告的题目为“Housing Supply Regulation: Local Causes and Aggregate
Implications”。 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吴建峰副教授主持，王之老师及部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参与了此次讲座。
Parkhomenko老师首先简要介绍了美国住房供给管制的政策背景。以达拉斯和旧金山两个城市为例，两座城市的经济都很发达，对住房有很高的需求。但是由于两座城市采取了不同的土地使用制政策，导致住房供给的成本和弹性也不同，从而两座城市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路径：旧金山的实际房价上升远远超过达拉斯，而劳动力却远远低于达拉斯。尽管旧金山的土地面积少于达拉斯，但是其城区内的人口密度与美国和其他大城市相比，仍然很低。由此Parkhomenko老师指出：住房在美国是受到高度管制的，但是在不同的地区，住房管制政策有很大的差异，在经济发达而土地面积有限的地区如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住房管制尤其严格。接着，Parkhomenko老师阐述了研究住房管制问题的重要性。因为住房管制政策已经成为房价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新建住房的价格中，有24%来自住房管制的因素。而房价会影响人们的区位选择：经济行为人必须在好工作和买得起的住房之间进行选择。而从宏观上加总的影响来看，这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因为劳动力资源的误配。同时，还会导致跨城市间价格和工资差距。此外，由于管制是由地方政府独立制定的，因此会存在外部性，从而未必是有效率的。随后，Parkhomenko老师提出了研究问题：为何一些城市的住房管制更为严格？管制对于总生产率、住房价格及其在不同城市间的差距，和城市劳动力的技能分布和工资差距有什么影响？更进一步，联邦的政策制定者能如何缓解地方的住房管制政策及其负面影响？
为了回答上述三个研究问题，Parkhomenko老师介绍了研究方法：利用包含多个地点、劳动力和住房市场的空间均衡模型，结合每个地区的居民对住房供给管制政策进行投票的政治经济学，将美国经济的主要参数进行校准，并进行反事实分析。研究发现：标准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能够有力地解释为何一些城市选择更为严格的住房管制政策。而就管制本身而言，会降低总的生产率3.55-3.8%、提高房价20%-30%和跨城市的房价差距14%-24%。同时，还会加强跨城市的劳动力分层，提高城市间的工资差距4-10%。对此，如果联邦进行削弱地方政府进行住房管制的动机的政策干预，会提高约2.5%的生产率、降低36%的平均住房价格和16%的城市间住房价格的差距，但是不会缩小城市间的工资差距。
讲座过程中及讲座之后，与会师生与主讲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文/张卓韧 摄影/张卓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