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3日下午，第552期现代经济学系列讨论在经济学院710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来自宁波诺丁汉大学的Simon Appleton老师，报告的题目为“Is there a Quality-Quantity trade-off ? An Analysis of
Child Health in Uganda and China”。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陈钊教授主持，陆铭教授、奚锡灿老师及部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参与了此次讲座。
Appleton老师首先提出了研究问题：家庭中孩子的数量更多，是否会降低孩子的福利？而孩子在儿童时期的健康，会影响其成年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例如：如果一个孩子经常患病，那么就可能无法正常劳动工作。不仅如此，营养改善的主要不是体能，而是智能。因为基于文献，大脑的发育主要在出生后的前3年完成。出生体重对智商具有很大的影响。从而，这个问题就很重要。Appleton老师举例说：在巴西，身高更高，收入更高。而在美国，教授普遍高于讲师；当选的总统也更高。
那么，如何试题孩子的健康状况？Appleton老师指出：体重是一个良好的指标，因为其同时体现营养与健康状况。试想：如果营养好而身体健康状况较差，那么所摄入的营养也无法吸收，从而体重较低；而如果营养不好，那么体重也会偏轻。Appleton老师选取的两个国家，具有迥异的家庭规模。非洲的乌干达的家庭规模较大，一个家庭通常有5个孩子左右。而中国则由于计划生育政策而具有较小的家庭规模。
关于人口增长的经济后果的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的悲观预言。因为土地固定，人口增长，产出递减。随后的索洛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引进技术进步、放松物质资本固定假定。其后的增长考虑人力资本，但更多集中于教育，Appleton老师的研究则侧重健康与营养。
研究问题更大的家庭是否孩子身体健康更差如果运用简单的最小二乘法回归，则会面临内生性问题。因为孩子的个数可能是内生的。Appleton老师运用工具变量法，利用家庭资产与家庭规模的相关关系，从第一阶段估计出的孩子个数。家庭资产与家庭规模的相关关系在中国与乌干达是相反的。在乌干达，家庭资产越多，孩子越多；而中国则是家庭资产越少，孩子越多。在中国，影响孩子健康状况的是出生顺序，后出生的孩子具有劣势；但在乌干达，出生顺序对孩子的健康无影响。讲座过程中及讲座之后，与会师生与主讲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文/张卓韧
摄影/张卓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