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5日下午，第561期现代经济学系列讨论在经济学院710会议室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孙伟增老师，报告的题目为“Do Social Connections Contribute to Urban Economic
Growth?—Evidence from the Site Selection of 1,400 Industrial Parks in China”。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吴建峰教授主持，王之老师及部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参与了此次讲座。
孙老师团队要研究的问题是市委书记与省委书记之间的联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选取的切入点是开发区的选址。孙老师首先介绍了研究动因。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经济特区，如工业园等，作为吸引资本投资和促进出口的重要策略。在中国，有552个国家级工业园区，有1991个省级工业园区。已有的文献对工业园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吸引外资、促进就业、增加出口等。另一支文献从集聚效应的角度进行分析集聚于工业园区的企业的生产率变化。而孙老师的团队发现一个重要特征事实：中国的工业园区具有很大的异质性，有些开发区表现差，在大城市尚且如此，在小城市更是如此。这就引发一个问题：为何一些官员选择“错误”的城市来设立工业园区？这样会浪费工业园区的优惠政策。
孙老师的研究团队认为：这种使开发区的选址偏离最优的现象，可能与领导人的关联有关。举例来说：改革开放初期的四个经济特区，为何有三个在广东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邓小平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将军叶剑英是广东人，在1970年代晚期给了邓小平巨大的支持。又如：新加坡为何选取苏州建立工业园区？根据李光耀回忆录，当时候选的地区有环渤海湾、长三角（上海、苏州、无锡等）等。新加坡方面认为应该选中共领导人的家乡，但早期新加坡私人投资集聚地为何落选？因为苏州的市长面见李光耀，答应了新加坡方面提出的各种要求。而当时苏州的市长之所以能满足对方的种种要求，因为其与邓小平的儿子关系非常好。
孙老师团队的实证策略是与省级官员有关联的地方官员是否更容易使其所在的城市设立工业园区。进一步，如果所选的城市不是社会最优的，比如，基础设施较差，那么，这种因官员关联而选出的“错误”的工业园区所在城市，会造成多大的社会福利损失？研究发现：如果市委书记与省委书记具有关联，则会使市委书记所在的城市被选为工业园区所在地的概率上升近8%。而如果一个城市的开发区主要是因为市委书记与省委书记的关联而设立，其表现相比于凭实力获选的城市开发区表现更差。而开发区中，保税区几乎不受官员关联的影响，因为保税区本身选择范围就较小，从而几乎没有操作空间。讲座过程中及讲座之后，与会师生与主讲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文/张卓韧
